浙江在线07月18日讯 以为母治病的名义，募捐到近万元钱，却迟迟拿不到手。19岁的泉旭懵了。

　　本来，她是很感谢发起捐款的公司领导，但现在，她已说不清是什么感觉。这大半年来，公司以监管捐款为由，索要化验单、病历本、医药发票等等，可还是不肯把钱给泉旭。

　　母亲的病不能再拖。泉旭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是不是公司和她之间有什么误会？

　　公司为她发起募捐

　　泉旭是安徽太湖人，老家在一个偏僻的山村，家境很不好。5岁时，父母离婚，她跟着母亲生活。

　　母亲很早就被查出糖尿病。初中毕业后，泉旭就出来打工。去年2月，她在宁波天亚服装有限公司找了份缝纫工的活。每月一发工资，她只留下500元生活费，剩下的1000元全都寄回家，给母亲看病。

　　到了年底，母亲的病情恶化了，糖尿病引发肾衰竭。泉旭想为母亲捐肾，却被告知，病情太过严重，不能做大手术，换肾成功率很小。

　　就在泉旭绝望得不知所措时，公司领导从企业内部爱心基金会中拨出5000元，给她母亲治病。

　　去年12月18日，公司召开全体员工大会，以公司爱心基金会秘书处的名义，号召员工们为泉旭母亲捐款。600多名工友纷纷掏钱，短短5分钟，募到9500元爱心款。

　　泉旭哭了。为相处时间并不长的工友们的爱心，也为母亲的医疗费终于有了着落。当时，宁波媒体还做过报道。

　　捐款迟迟没有给她

　　可是大半年过去了，9500元的工友捐款，泉旭一分钱也没拿到。

　　第一次去领款时，主管基金的负责人说，需要泉旭母亲的化验单。她拿来了。第二次去领款时，负责人又要求看病历和医药发票。泉旭让母亲寄了过来。

　　负责人告诉她，这笔钱分毫未动，还在公司爱心基金会的账户里。但是基金会要求专款专用，募集到的善款必须由基金会监控。要拿到这笔钱，泉旭必须凭医院出具的手续单据和发票。泉旭依言提供了6000多元的看病发票。基金会还是没有把钱给她。

　　保健品发票存在异议

　　“发票里有的是卫生院门诊发票，有的是保健品、药物发票，不太正规。”昨天，记者联系上天亚公司办公室的一位李小姐。“基金会对保健品发票存在较大争议，目前还在开会讨论。”

　　泉旭解释，发票的确全都是母亲看病时所开的。因为没钱，母亲根本住不起医院，只能在当地小卫生院里看病。之前的5000元早已用完。发票上的保健品叫“糖尿康复保健茶”，是卫生院医生开的，说有利于控制母亲的病情。现在，母亲每天只能靠中药控制病情。但农村许多药铺卖药根本没有发票，泉旭也不知道去哪里开。

　　公司的解释也有些道理。“这些钱是职工们的血汗钱，基金会必须保证，钱只能用于给泉旭的母亲看病。基金会正在商量，派员工代表去老家看望她的母亲。至于钱的事，下周二左右就会有定论。”

　　李小姐说，基金会是员工自发组织的，独立于公司，就像工会。对公司故意刁难泉旭、克扣捐款的说法，她觉得很荒唐。“一家大公司，有必要为了这些钱，连名誉都不要了吗？”她补充，基金会目前正在救助一个得了重病的员工的儿子。

　　红十字会称应灵活监管

　　“捐款的目的就是给泉旭的妈妈治病，钱要用到实处，公司管得严，是有道理的。”一位工友表示理解。

　　也有工友认为，索要看病发票的做法欠缺人性化。“还是治病要紧。希望先把钱给泉旭，赶快把病治好。”

　　“这种情况确实很难处理。”宁波市民政局民间组织管理局一位工作人员说，基金会有两种，一种是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另一种是没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对于这种隶属于企事业单位内部的基金会，法律法规在监管上还是空白。”

　　这位负责人说，其实这种局面并不是第一次碰到，“已经形成了一个社会问题。”

　　宁波市红十字会一位工作人员听了泉旭的事后，表示“公司做法过于死板。”他认为，对捐款加强监管是必要的，但要根椐实际情况灵活运用，不能太机械。“非独立法人基金会虽然在管理上缺乏相关依据，但在运作时可以借鉴成功的模式。”

　　宁波明州律师事务所律师董国忠指出，从法律上来说，赠予是没有任何附加条件和义务的。不管是以何种方式募捐，既然有特定的受助对象，这笔钱就应归具体的受赠人所有。目前并没有任何法律法规，授权企业可以监管善款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