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04日讯 “按照单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的标准，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基本都要关掉。”昨天，刚从山西调研归来的吴族春发出了焦虑之声。

　　吴族春是浙江泽大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律师，有着10多年矿产勘探的从业经历。他认为，随着山西煤矿产业启动了第二轮整合，浙江煤老板已没有出手套现的机会，等待他们的将是被动整合或关闭。

　　此次，他是“浙商矿业投资发展项目调研组”的具体负责人。几天前，在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的帮助下，吴族春和其他调研组成员与当地的浙江煤老板进行了一次座谈，发现他们陷入了集体焦灼的状态。

　　中小煤矿成“烫手山芋”

　　今年3月25日，山西省政府提出，到2010年，全省仅保留1000座煤矿，兼并重组整合后的煤炭企业，规模原则上不低于年产300万吨，单井生产规模原则上不低于90万吨。而当时，山西共有煤矿2598座，这也意味着将压减60%以上。

　　这一规划的具体目标是，到2010年底，山西全省共有2012座煤矿要被兼并重组。其中，由山西五大煤炭集团兼并重组的煤矿共1161座，地方兼并重组693座。届时，参与兼并重组的2000多座矿井，将仅保留479座。

　　“如果单井规模不低于90万吨，浙商投资的煤矿基本要被整合或关掉。”吴族春估计，浙商在山西投资的煤矿可能有四五百家之多，其单井规模多在40万吨以下。

　　但这只是一个大概数字。因为投资煤矿被当成“高危行业”，煤老板们不希望留下更多信息给公众。

　　面对被动重组或关闭的命运，从5月开始，山西中小煤矿的老板们就陷入了集体焦灼。

　　一位姓李的浙江煤老板说，从5月至今的两个多月里，他手头上代售的17座煤矿，一座也没有出手。尽管他每天都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发布消息，甚至开出高达100万元的中介费，但问津者甚少。

　　因为新政，山西的中小煤矿成了“烫手山芋”，想甩都甩不掉。

　　“现在谁都不敢接盘，浙商资本根本没有办法退出来。”吴族春说。

　　浙江煤老板的三种选择

　　目前，一边是中小煤矿集体焦虑，一边是山西煤矿大整合的七大主体——山西省五大煤矿集团、山西煤炭运销集团和山西煤炭进出口公司，积极跑马圈地。

　　以山西煤运集团为例，在不到一个月里，该集团就取得了超过5200万吨的煤炭产能整合权，如果能最终实现全部收购，将使产能翻两番。而同煤集团，也已取得了太原古交地区15座煤矿的整合权，对山西省内另外35座煤矿的兼并重组工作，也在紧张进行中。

　　在这场由国有大型煤炭企业主导的大整合中，被整合者有三种选择：直接出售给国有集团，以矿作价入股国有集团，以及联合重组地方煤炭集团。也就是说，对被整合者而言，要考虑的只是如何卖出一个好价钱。

　　前几天，吴族春带领的调研组，在山西浙江企业联合会的组织下，与当地的浙江煤老板进行了一次座谈，商讨的焦点话题就是“如何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然而，7月11日由一家国资煤炭企业和中小煤矿主召开的整合会议上，双方的分歧很明显。国资煤矿不敢出高价，怕背上国有资产流失的罪名，同时也不大愿意采用现金收购的方式，增加整合过程中的资金压力；但中小煤矿主，却拒绝“作价入股”。

　　“我们的3家会员煤矿企业，目前都得以保留。”山西省浙江企业联合会秘书长魏昂说，并不是所有的中小煤矿都会被重组方看中，即使被看中也不一定能谈成好价钱。而且，各个煤矿在交通、开采、投资、储量等条件各不相同，与重组方谈判时估价的差别很大。

　　已有浙商提前撤离山西

　　因为整顿带来的停产和半停产，山西经济增长出现了有史以来最糟糕的局面。上半年，山西省GDP同比下降4.4%，成为全国唯一一个GDP下降的资源大省。

　　“在一轮又一轮整合中，单井规模下限从9万吨到30万吨，再由30万吨到现在的90万吨，门槛在逐步提高。”魏昂介绍，根据新政，2012年的单井规模必须达120万吨，2015年需达150万吨，而且要求全部机械化。

　　在魏昂看来，从产业进步这个角度出发，“国进民退”很有必要；从民间资本投资的角度来说，“掘金”山西煤矿的意义越来越小。

　　很显然，无论是到山西投资煤矿的浙江老板，还是整个山西经济，都将继续面临“阵痛”。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山西浙江煤老板则认为，浙江资本在山西煤矿产业的命运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悲观，“很大一部分煤老板早在春节前就已成功撤离”。

　　在他的朋友中，有人把一座小煤矿卖出9000多万。随后便拿着套现的钱，赶赴新疆等地去寻找新的矿产项目。“重点是铁矿、有色金属及其他稀有矿产”。

　　矿产投资中的反思

　　记者观察

　　事实上，这是山西的浙江煤老板遭遇的第二次整顿。

　　早在2002年，温州人介入山西煤矿产业的方式是从承包村办小煤矿起步。一时间，大量的村办煤矿以“集体挂名、个人经营”的方式运营。

　　然而，矿难的频繁发生，拉开了有关煤矿产权的探索序幕。首个煤矿产权试点选在山西临汾，其方案是让煤矿承包人出资买下井下的保有储量资源，每吨的价格在1元-2.5元不等，也就是所谓的资源有偿使用或明细产权。作为回报，政府承诺交了资源价款的煤矿承包者可以永久开采。

　　2005年7月之后，以资源整合、明晰产权和强制采改为核心的“临汾经验”开始在整个山西推广。当时，山西省政府要求压缩30%的小煤矿，彻底关闭9万吨以下的小煤窑。2007年5月产权改革基本结束时，山西的煤矿由原来的近5000座压减为2902座。

　　第一次整顿，使很大一部分在山西投资的浙商纷纷撤退，也使一部分人成为有资质的煤老板。如今，这些“转正”的浙江煤老板却再次面临整顿的危险。

　　“虽然这次调整符合国家大的产业政策，但那些可能被关闭的小煤矿，他们6证都齐全，凭什么关？《物权法》现行规定中没有这样一条。”吴族春认为，不能因为小煤矿不符合产业发展政策，就肆意践踏他们的资源有偿使用权，山西煤矿大整合在某种程度上与法律互相冲突。

　　吴族春认为，浙商投资矿产领域的种种遭遇中，有很多法律问题值得反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