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10日讯
王玉龙
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物技术与医学研究所 副所长
2008年度嘉兴市优秀留学回国人才奖获得者
他从事以高端前沿著称的生物医药研发，参与SARS疫苗研制、成功研发抗癌新药恩度……但这位清华博士后却与丁磊一样，作出了一个让人大跌眼镜的决定——“养猪”。他就是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生物技术与医学研究所副所长王玉龙。
他带领着他的团队，与南湖区的养殖户合作，致力于“绿色畜禽”的养殖，在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的今日，期待能在嘉兴创造一方“净土”，打造一个绿色安全食品生产基地。如今，从高端前沿到经世济用，从生物医药到绿色养殖，他用自己的尝试努力还原着科技为社会服务的初衷。
“绿色畜禽”也有高科技
记者：你从事的生物医药是前沿的交叉科学，你曾研制出“肿瘤靶向药物”、国家一类新药——恩度。但2004年你到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之后，主攻的却是“绿色畜禽研发”，关注的是养猪业。从高端前沿的生物医药到传统的养殖业，这个差距是不是太远了？
王玉龙：现在我们做的“绿色畜禽研发”实际上跟生物技术是密切相关的，我们利用生物技术开发抗菌肽防疫素，它的作用跟传统的抗生素比起来，没有抗性也没有残留。用它开发的饲料添加剂替代抗生素，在养殖过程中可以降低重金属离子的含量，从而提高食品安全、降低对环境的污染。比如说现在在很多养殖过程中大量用抗生素，畜禽摄入之后的残留粪便成为有机肥又施放到田里，从而吸附到蔬菜水果等农作物上，最后人们食用这些作物，通过这个途径到达人体形成危害。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在喂养过程中的重金属添加，大量的金属离子在畜禽体内并不会造成太大影响，因为它们的生命周期很短，但是如果通过像前面那样的循环进入到人体，人的生命周期又很长，长期的吸收和淤积会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
记者：这样的研究课题确实可以给养殖业带来巨大变革，但是农民们对于这样的绿色生态养殖能接受吗？
王玉龙：对任何新事物的接受都需要一个过程，农民们其实是以经济效益作为衡量标准的，假如这种方法降低了经济效益，大家的接受度肯定不会高。我们现在的研发在降低猪的生病率、死亡率方面都非常明显，而且它通过调节畜禽的免疫力，还能促进生长。这样我们用抗菌肽替代抗生素降低重金属离子含量，同时又不降低他们的经济效益，这样他们肯定是乐意接受的。
记者：对于绿色养殖模式，南湖区的决心很大，投入了180万元成立了“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南湖绿色畜禽研发中心”，成立到现在进展如何，是否已经开始试用和推广？
王玉龙：现在我们跟养殖户合作，作为我们的试验基地，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这种模式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还将传统重金属离子饲料喂养的畜禽跟绿色养殖的畜禽生长速度进行比较，证实成长速度差不多，那么农民就会有更高的激情来接受这种新型的养殖模式。将来我们希望能在嘉兴打造一个国内领先的绿色安全食品生产基地。
科学家也要当好企业家
记者：你2004年来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有朝一日会跟一大群猪产生直接联系，并对它们产生变革性的影响？
王玉龙：最初肯定没有预期到。一开始还是传统的实验室的方式，申请一个课题，发表一些文章，带一帮学生。但是到了地方之后，首先要跟当地有一个结合，发现当地的需求，然后将你的知识与这些需求密切结合起来。这是一个探索的过程，需要认真细致地去了解当地状况，找到切入点。
以前南湖区的养殖户用锯末、木屑再加上菌群作垫料，来处理猪的排泄物，通过菌群降解后，不形成面源污染，但是他们所用的菌种来自日本，成本比较高，所以就找到我们，问能不能使菌种本地化。这是一个需求。后来在研究过程中又慢慢发现其实还可以结合抗菌肽来减少重金属污染，可以说是一点一点慢慢形成现在降低环境污染和保证食品安全的概念的。
记者：从最初申请课题做传统的研究，到主动深入基层养殖户，介入当地主要产业结构的提升，对你个人来说，对研究所来说，这是怎么样一个转变？
王玉龙：从科研的角度，一般来说研究人员都喜欢做自己比较擅长的东西，但是市场认可的是市场需要的东西。所以我们现在的定位是做市场需要的，而不是做擅长的，这是发展的方向。
记者：我们传统的科研人员、知识分子，都有一种学术情结，他可能更在乎学术的高度、技术的尖端，在学术界获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你当初有没有这样的理想，现在又为什么愿意改变呢？
王玉龙：做基础科学研究，探索某一领域的难题，成为这一领域的专家，这是科研的一个方向，并且是必不可少的。现在我们研究所对科研人员的定位是——既做科学家又做企业家，鼓励科研人员通过技术成果的产业化，既能做科研，又能与市场结合。
记者：对你来说，做科学家容易还是做企业家容易？
王玉龙：这跟人的兴趣爱好有关，因为对一个人而言，假如你做的是自己喜欢的事情，就会觉得容易。对我个人而言，对成为科学家和企业家都比较有兴趣，把科研课题产业化，做一些实实在在的东西。其实对我们科研人员而言，如何去整合也是一个难题。现在的技术分成很多模块，每个模块都能找到专业的人去做，但是如何把这些模块资源整合起来，这方面的人才是比较缺乏的，那需要一定的专业知识、一定的管理能力、一定的整合能力。我感觉技术创新、实现产业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就是进行资源的整合。
记者：在普通百姓的心目中，养猪好像很没出息。但去年，国际知名投资公司高盛介入国内最大的生态养殖基地，大规模进入中国的养殖业；年初，IT新贵丁磊高调宣布要去养猪。现在养殖业突然成为资本追逐的目标，也成为很多富有创新精神的人看好的行业，你是从科研领域介入养殖业的，你怎么看待这个现象？
王玉龙：为什么资本会去追逐养殖业，因为养殖业跟老百姓的生活是密不可分的，而且现在确实存在很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从资本的角度来讲，养猪这个行业虽然不是暴利，但是回报稳定。南湖区富有养猪传统，但是目前还都是以散养、传统养殖为主，大规模的科学养殖比较少，我们的绿色养殖模式推广之后，不光对南湖区的经济有帮助，更可以改善老百姓的生活质量。
记者：目前“浙江清华长三角研究院南湖绿色畜禽研发中心”着重的是技术支持，那么未来有没有可能作为投资人直接介入，把它做成一个示范性的产业？
王玉龙：会的，其实我们整个研究院对这个项目都非常重视，我们的投资公司也对此很有兴趣。
机会藏于草创时期
记者：回到你的经历上来，你刚来时研究院还处于草创时期，条件非常艰苦，作为一名归国博士，在北京有很好的科研基础，为什么会选择来嘉兴？
王玉龙：我这个人不是特别喜欢在传统的研究所当科研人员或者教师。其实我刚回国的时候，进大学当教授还很容易，但我还是希望能够做科研产业化，能够做公司，曾跟同学一起去烟台创办过公司，再去了清华大学，后来看到清华长三角研究院成立，就觉得是一次机会，因为初创时期的机会最多，当然也是有一定风险的。当时我是希望通过这样一个平台，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在这里找到自身的价值。
记者：现在像你这样有创业想法的高学历、高素质人才越来越多了，这是不是跟我们整个国家的发展、整个社会的转型有关系？
王玉龙：这与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是密切相关的。如果从生活舒适程度来看，那不如留在国外，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中国充满了机会，很多归国人员都是看到了这里面蕴藏的机会，希望回国实现自己的抱负。实际上在国外，你可以预见自己未来的轨迹，不会吃很多苦，但也难以企及巅峰。在国内不一样，关键看能力、资源，如果应用好了，两三年就可能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记者：从SARS疫苗的研制、抗癌新药的研发到绿色养殖模式的探索，这既是你个人科研方向的改变，也是回归科研的初衷？
王玉龙：科研的最终目的就是为社会服务，基础类的研究可能要在多年之后才会显现出它的影响，但是有些技术能直接与日常生活结合，产生效益，那对于社会和个人都是非常有益的。
【个性问卷】
记者：你选择去芬兰留学，是什么样的机遇让你在芬兰完成了硕士、博士这一段求学经历？
王玉龙：我当初曾打算去美国，后来我在中科院有个同事去了芬兰工作，他推荐说芬兰环境很好，科研条件也很不错，让我考虑去那里，正是这个偶然的机会让我去了芬兰图尔库大学。
记者：你在芬兰呆了8年时间，芬兰是一个很宁静的小国，跟中国各方面差异都很大，对你个人而言是不是也产生了很大的变化？
王玉龙：刚到国外时，周围中国人比较少，一周最盼望的就是周末几个中国同学在一起打桥牌，这也算是我们唯一的娱乐项目，平时就是看书学习，每周从周一开始盼望周末。
记者：图尔库是芬兰著名的综合性多学科大学之一，在图尔库8年的学习生活对你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王玉龙：我们在芬兰做的课题是组合生物合成，可以作为抗菌剂、抗癌药，实际上系里有一定成果之后，就有一部分人出去做公司。可能受这方面的影响，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希望读完博士以后能够创业，把科研成果产业化、市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