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每人十元钱能唱五小时● ●
“晚上K歌去吧！”李小阳的建议得到了室友的积极响应，三个女生寝室十余人浩浩荡荡向KTV进军。到达目的地，李小阳熟门熟路地走到服务台，拿出会员卡开了一个中型包厢。调音响、点歌、选饮料、原本认识或不认识的人很快熟络起来。
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走进了KTV。“每次数十元的消费，还能喝饮料、吃爆米花，我们都觉得很值。”低价是吸引大学生消费的主要原因。
“花六十元唱五个小时。”“有免费茶水赠送。”“包厢费白天打3折。”针对暑假期间的大学生，杭州各家量贩KTV白天的促销活动此起彼伏。
“小包厢能坐六个人，如果AA制，每人只要花十元能唱五个小时。这样的价格优势，吸引了大批爱好唱歌的市民，量贩KTV也成了学生族和上班族聚会的首选”。银乐迪市场部经理卢炳探用“火爆”形容当前的生意。“基本上周末都要排队，平时的客流量也能达到七八成。”
传统KTV基本将顾客群定位于高消费层，仅酒水价格就高得令人咋舌。量贩式KTV则别出心裁地推出了平价超市的概念，在大多数时段提供免费自助餐。
以银乐迪为例，量贩KTV经常推出的啤酒“买6送6”优惠活动，一瓶啤酒的价格只比普通超市高2到3元。包厢无论大小均不设最低消费，并常年分时段打折。整个下午，百把元的消费就能让口袋不充裕的学生唱得尽兴。顾客的极限消费也只有千把元。
● ●年轻人成了杭城KTV生力军● ●
周末，踏进好乐迪文三店大厅，前台的服务生都忙得不可开交，既是接预定电话，又是张罗排号。一旁排队取号的顾客，或穿着入时，或随意打扮；或青春逼人，或年届不惑，表情里暗含着兴奋的等待。
超值的消费，轻松的娱乐环境，使KTV的消费群体从高收入走向平民，尤其是大学生和收入较低的单身年轻人。
大三男生木磊最喜欢一群人K歌的感觉，尤其是轻松自在的气氛。“大学生在学业就业的双重压力下，需要释放压力。而作为情感更加外露的一代，如今的大学生更加需要展现自己，进行人际交往。K歌正是契合了大学生这两点要求，量贩KTV由此在学生消费者的带动下走向发展。”
“这里总能第一时间唱到刚上榜的新歌。”年轻人总是走在时代的前沿，他们对新近流行的歌曲了如指掌。量贩KTV对新歌的更新之快是其受到大学生欢迎的另一原因。
李小阳和室友都是杭州某大学大三的学生，对于她们而言，K歌是大学课余生活的重要部分，叫上几个朋友一起唱歌已是生活中的娱乐习惯。“K歌能宣泄情绪，认识朋友，女孩子还能减肥。”
“擅长K歌的人会更加受到欢迎。”“K歌好能提升个人魅力，让自己变得更自信。”对于很多爱好唱歌的年轻人，听歌和练歌是经常要做的功课。
● ●曾经的“宰客”模式越走越难● ●
60元一杯的所谓“特饮”只是可乐掺上一滴洋酒，标价100元的包厢走进后不掏出个千儿八百就别想出来……曾几何时，色情暧昧、拉客宰客成了KTV娱乐场所的标签。
“九十年代初，在生存压力下，有些KTV以降低服务质量为代价，用不正当经营的方法来吸引顾客；有的推出‘色情套餐’来吸引客人。”翠苑派出所一位工作人员印象深刻。经营方式和管理制度的混乱让市民怨声载道，不但影响了市民的正常生活和工作，而且也成为滋生社会治安问题的温床。
西湖边，出租车帮KTV做宣传拉客人的情景让不少外地游客印象深刻。出租车的计价器旁大多放着各式各样的联系卡片，主要是一些宾馆、酒吧和会所等场所，少的十几张，多的30多张。如果司机带客成功，通常能从这些场所获得高额的提成或者回扣。
天价酒水也成了部分KTV赢利的主要手段。“被服务员送进包房内带有颜色的所谓洋酒，都是用红酒和雪碧勾兑出来的，基本不会超过两元钱。”一位从业人员回忆。
“在客人们要求结算时，服务员便不停拿来洋酒，不管最后洋酒被谁喝完，只要经理在结算时，发现酒杯是空的，都会按照酒吧的规定结算，一杯洋酒最低价格为330元。”
以这种方式结算，客人的消费往往都会超过2000元，甚至多达5000以上。不管客人如何解释，酒吧结算人员都不会让步，最多就是象征性打折。如果客人仍不满意，酒吧会不停换人来谈价格。
张丽(化名)曾经在杭州当过四年的“歌厅小姐”，在数家娱乐场所服务，五年前“金盆洗手”。她深知一些歌厅宰客的“窍门”。
歌厅里的小姐们宰客，主要靠能吃能喝骗功好，而老板们最喜欢的是那些哄得客人晕头转向，又不会惹“是非”的小姐。这“是非”主要指事后惹来的投诉。
帮老板“宰客”首先要看顾客的相貌。一些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人，“刀儿”得小心劈下去，这些人往往来头不小，或是很难应付。她就曾经因为没摸清来者的“来头”，结果被客人投诉到工商部门，不但没赚上一票，老板还让她赔了不少钱。
大凡摇头晃脑，喝得醉醺醺进来的客人，歌厅小姐不会手软，想宰就宰。这些人多半要面子，当然袋里也有钱，如果结账时掏钱不爽快，老板只要叫来看“场子”的弟兄，膀大腰圆的两个男子往包厢门口一站，“阔佬”就不敢再嘴硬，酒也醒了。
“然而，靠坑蒙拐骗的经营手段注定无法立足市场，很多KTV场所相继破产倒闭，身边的同事也另寻出路了。”辞职后，张丽在杭州一家服装店当营业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