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8月24日讯 第一个先后由沿途2800多名向导、陪同和240多名医生签名见证，走完长征原路线和全程，并翻越五大雪山，在夹金山掉进雪坑被解放军杜宝玉救起后，仍完成丈量红军经过的雪山垭口海拔高度的记者。

　　第一个历时15天沿红二、红四方面军路线横穿草地中心沼泽地，并在深陷泥潭，与9名向导、陪同共同与死神搏斗2个多小时后方脱险的记者。

　　第一个在长征路上每天平均走75里路、每天写一篇报道，并在身患多种伤病，特别是在贵州高洋雪山滚下悬崖左腿被摔成骨折，仍没有住一天医院，由人扶着用一条腿走路的记者。

　　他在时年67岁的2009年3月下旬，办完退休手续后，第二次踏上了二万五千里征程。他就是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原经济日报报业集团总经理、常务副总编罗开富。

　　25年，长征路上有巨变

　　罗开富是浙江湖州人，当记者报出家门时，他立即爽朗地表示：“钱江晚报我天天都看”，随即他给记者讲述起了两次长征带给他的难忘经历和故事。

　　“第一次走长征路的时候我42岁。决定重走长征路有几个原因：一个是我想走，想从切身体验中写长征，再一个是当时正值红军长征出发五十周年。当时一出发就规定了‘六个必须’。简单说就是严格按照红军长征的行程，同一天出发，同一天到达。当年红军走了368天，我也走368天，每走到一个地方，必须是五十年前的当天。比如说1935年1月7日，红军打下了遵义城。7日凌晨两点打下的，50年后，也就是1985年的1月7日，我必须也要到达遵义。可那时候我的腿骨折了，大概有几十个小伙子轮换架着我的胳膊走。硬是走到遵义城门下，是50年后的1月7日到的，而且比历史提前了2个小时。我就在城外待了两个小时写稿。类似这种情况很多，一路上都是严格按时间行进的，一路上要有向导签字，前后大概有2800多名向导。风风雨雨的，人肯定要生病。病了以后怎么办？医生陪着走。陪我走的医生有240多人，这样按照时间把红军原来走的路线基本上都走了。每天这么走，春夏秋冬，368天。”

　　在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之际，已届67岁高龄的罗开富选择重访长征路，一共走了67天，恰是他在人生中走过的年头。“我这次重返的路程，不止二万五千里。仅汽车里程就达13000多公里，尚且不包括每到一地的采访，翻山越岭，走家串户。特别是这次根据采访计划，我又走了当年红二方面军的长征线路，因此比25年前那次多走了20多个县。”

　　25年，两次长征，这期间的变化让罗开富唏嘘不已。2009年6月17日傍晚，罗开富终于来到了红军长征的终点站——陕北吴起镇。

　　“在我25年前的记忆中，镇上像样的建筑只有洛河上的那座水泥桥，桥的两端是狭窄的沙石路。可眼前的小镇恍如现代化都市，老桥早拆了，代之的是4座新桥，宽阔的柏油路上车水马龙，简直比北京长安街还堵。路边高楼林立，食府宾馆随处可见。令人不可思议的，我与志愿者、也是司机祝贺找了好几家旅店，竟全是客满，挪不出一间空房。唯有那座胜利山还是那么充满沧桑感，当年红军长征在这里打了最后一仗。山上仅剩的两棵楸树，依然郁郁葱葱。”

　　罗开富感慨地表示，没想到在重返长征路的终点，居然不能简便地住下，但他由衷地为这样的“尴尬”而欣喜万分，毕竟这25年长征路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啊！

　　长征路上的草地险途

　　两次长征，最险的都是过草地。多年来，外界盛传红军走过的日干乔草地深处沼泽地已经干涸消失。为了求证真伪，罗开富亲自去踏勘。结果刚到日干乔草地边缘，前头两位小伙子就失足陷进泥潭。

　　而在25年前的那次过草地路途中，罗开富曾30多次陷进草地沼泽，其中有一次都已经准备要写遗书。

　　那是在1985年8月17日这一天，罗开富进入了草地中心无人区的日干乔大沼泽地。这里海拔3445米，面积很大，草深过膝。突然间，走在前边驮运电台、帐篷的马和牦牛陷进了泥潭，它们越是挣扎，越往深处陷；大家赶忙跑到前面，迅速将电台和发电机等重要物件卸下来，背在身上或顶在头上，然后抢救马和牦牛；没想到牛马没抢救出来，人却跟着都陷了进去。

　　罗开富陷进去两个多小时都没能挣扎出来。他们在开始考虑留遗言时，没想到一头牦牛拼死挣扎了出来，向导丹泊抓住牛尾巴顺势上了岸，总算把队伍拯救出了泥淖。

　　“才从沼泽地的险境中脱险，又陷入新的生存困难。我们带的干牛粪全部变稀牛粪了，没有能用来烧的东西了。我们把身上带的面条打开，大部分都成了稀巴烂。仅存21根还是干的。藏族、羌族的向导们想尽各种办法，浇了点柴油，硬做出了一碗热乎乎的阳春面给我吃。这次第二次重返长征路，我又看到了当年的向导们，我们一下子紧紧拥抱在一起。我说当年这21根面条，我会记着一辈子，临死之前我都还会想着这21根面条。”

　　到了第二天，没有面条了，罗开富他们总算下午看到了一条河，里面鱼很多，他们就在河里面抓鱼。“我们学习红军不怕困难，动脑筋想办法的精神，把削水果的刀和一些曲别针捆在棍子上，在河里猛戳，就这样捉到了鱼。当时只能吃生鱼，一开始我们大家谁都受不了，吃了就呕吐，吐完了又吃。谁要是不想吃生鱼，谁就走不出草地。就是这样我们吃了三四天的生鱼，到最后鱼也快吃光了。党小组决定，其他人每天只能吃六片生鱼，罗记者可以吃饱，因为他要写稿。每次回想起这些，我都特别感动。 ”

　　罗开富说，这样艰难和危险的经历在两次长征路上是家常便饭。在第一次重走长征路时，启程不久，他的左腿膝关节就摔骨折了，途中所拄的铁拐都被磨短一大截；在广西2000多米高的老山界上断了粮，又饿又累，他只能吞食止咳冲剂、速效感冒片充饥；雪山上，高山缺氧，高原反应加疲劳令他险些送命。第二次重走长征路罗开富三叉神经痛时常发作，好像电击、刀割、撕裂那样的痛，痛得张不开嘴，更不用说吃饭了。支持他坚持下去的就是那句话，“苦不苦，想一想红军长征两万五”。

　　5块腊肉带来的感动

　　说起这两次长征路上的感人故事，罗开富表示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25年前，几乎每时每刻都能感受到身边陪伴我的人对我的关怀和爱护，而25年后同样不缺少让我动容的感人事件。”

　　在第二次重走二万五千里的路上，过了甘南的腊子口，一路都在崇山峻岭之中盘旋，沿途没见村寨的影子，罗开富他们的中饭没有着落。下午一点多，他们在铁尺村停下，看见村口有两个小娃娃在玩耍，一个小男孩，4岁，一个小女孩，不到3岁，他们便上前打听哪儿有饭铺。这个女娃叫李尼玛草，她兴冲冲地回屋唤妈妈。她妈妈无奈地摇摇头，说这一带过往的人很少，开过饭铺也歇了。家里也没有什么菜，只能煮点土豆面条。当罗开富告诉女主人他是记者、重走红军路路过这里时，她的眼神顿时一亮，赶快到厨房从屋梁上取下腊肉，切下一块，给他们煮面。小孩问：“妈妈这个腊肉你不是说过八月中秋吃的嘛，现在怎么吃了？”妈妈嗔怪说：“是啊，你不能吃，是给走红军路的爷爷叔叔吃的！”

　　“当时我捧着碗，碗里有5片腊肉，禁不住鼻子发酸，一路的疲惫顿时消散。聊起家常，我才知道女娃的父亲在外打工，家境不宽裕。我从车里拿3串糖葫芦，塞给了孩子，送给她妈妈两条杭州丝绸围巾，又掏出100元钱付面钱。女主人硬是不肯收钱。离别时，小孩哭着说叔叔不要走，不要走。我说为什么不要走？他嚷着：‘我家还有腊肉，还有腊肉，你们吃完再走……’”

　　将长征精神代代相传

　　走了一次，两次，还会有第三次吗？罗开富说以他的年纪，再走一次长征路已经不太可能，但是长征的精神会一直留在他心间。

　　“今年第二次重访长征路，不是为了重访而重访。记者走路不是目的，走路是为了发现新闻。”罗开富说，他这次重访就是带着问题去的，要探究一些他心中留有疑惑的问题。比如红军四渡赤水到底有几个渡口？他这次来来回回反复核实，好不容易证实了红军四渡赤水的9个渡口。再比如他对当年流传的一条红军标语“打到成都去吃大米”有所怀疑，这次翻山越岭10多个小时，总算在脚木足河谷找到了石刻的那条标语。原来石刻上写的是“打到成都去，活捉蒋介石。”

　　“我这次重访也发现一个问题，在离乌江不到100公里的地方，红军曾开过一个猴场会议，当时这个会议是遵义会议的前身。25年前来的时候看到的是几间民居，毛主席住的地方只有半堵墙。但是现在修得非常豪华，参观的人反而很少，因为这种原生态的东西没了。”

　　罗开富说，我们不能忘记革命烈士，不能忘记历史，重走长征路，他在追寻，也在思考，在记录，也在探索，一生当中两次踏上红军曾走过的路，这两万五千里，是他无悔的征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