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中国所经历的社会转型，需要文化、经济、政治三大要素共同支撑来实现。本版照片均据新华社
受金融危机影响而下降的外需能否恢复，将是我们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直接压力。图为外商在中国建材企业展台洽谈。
浙江日报讯 在全球经济进入新一轮深度调整时，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战略性转型该如何推动，增长模式的战略性转变该如何加快，经济结构的战略性调整又该如何开展？
在中国经济发展面临新挑战时，怎样以发展方式转型为主线，来分析“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长三角地区在“大转型”中该怎样寻求突破点，社会转型的方向又该定位何方？
9月9日，在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与浙江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指导、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主办的“2009浙江发展论坛”上，“转型”成了专家们讨论的热词。
事实上，一系列有关全省“十二五”规划的前期研究，已在浙江悄然结题。所有的探讨和思考，都指向同一个问题：前瞻“十二五”，浙江该如何面对“大转型”？
追逐“全球化红利”
要在危机后的“洗牌”中寻找机会
本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最高的季度增长率，出现在什么时候？
王一鸣发现，是在2007年的第二季度。这就说明，我国经济早在金融危机爆发前就已开始微调，金融危机只是加速了这种调整。
即便如此，作为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的副院长，王一鸣还是想提醒大家，目前，全球经济正处于新一轮深度调整期，全球产业链的中间需求萎缩，发达国家“再工业化”和回归实业的趋势明显。
“这些年来，中国就像个大厨，不停烧菜，菜多了，自己吃不了，就让老外吃，现在老外生病了，也吃不了了。”
借用这个形象的比喻，王一鸣想说明，本世纪以来，以全球市场整合和扩大规模经济为特征的新一轮全球化高潮，曾经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然而，金融危机爆发后，全球经济进入再平衡调整期，中国要想继续分享“全球化红利”，难度变得很大。
浙江省发改委副主任、省发展规划研究院院长刘亭也认为，中国对外贸易依存度已高达60%以上，随着国际金融危机“风乍起”，国际贸易特别是发达经济体的需求锐减，必然“吹皱”国内经济的“一池春水”。
据估计，未来三到五年，美国的实际消费增长将从1995年到2007年间的4%，下降到1%至1.5%左右。专家指出，“2个多点的外需”能否恢复，将是我们在“十二五”时期面临的直接压力。
而这种压力在浙江的传导和体现，“在‘十二五’规划中要进行独到的分析”。作为从“二五”计划到“十二五”规划的亲历者、执笔人和总顾问，浙江省政府咨询委员会委员朱家良一再提醒在场的“规划人”。
“中国能否从世界工厂变成世界市场？”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指出，这种来自周边新兴经济体的呼声日益强烈，希望中国能为他们的高速增长提供支持。
这些因素，无一不在挤压着我国产品的市场空间，但王一鸣认为，它们同时也在增加我们进行转型升级的动力。
“比如风能，这几年发展得太快了。”王一鸣没想到，“绿色能源革命带来新挑战”的感慨未了，我国的风能设备已经开始出口，而全球将可能创造20万亿元的市场规模。
历史表明，每次大危机都会带来重新“洗牌”的机会，能否从中找到“转型”的先机，关系到新兴国家和经济体能否真正崛起。
“值得关注的是，在金融危机的背景下，唯一不跌反涨的产业是服务外包。这就说明，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越来越明显。”王一鸣笑称，“要是有5个浙江大学就好了”。浙江目前面临的区域竞争，他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人力资本的竞争。
体制改革如何破题
明确公共职责干“该干的事”
就在来浙江以前，河南漯河的一个镇长向迟福林诉苦，说是如果可以选择，他宁可不要1500万的GDP，只要100万或是200万。为什么？这个镇长几乎所有的精力，都用在招商引资上，镇长该干的事，他“根本干不了”。
迟福林认为，这个例子典型地说明，我们目前的政府职能转型还只是“就职能谈职能”，公共职责的分工体系和问责机制，还没有真正确立起来。
几乎与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推出一系列“十二五”前期研究成果同时，迟福林担任院长的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刚刚完成了“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
迟福林注意到，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在其研究成果“十二五”社会发展规划思路里提到，要全面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和新型市场化。为什么要“新”？他认为，需求结构开始进入战略调整期——社会需求由生活必需品向耐用消费品升级，由私人产品向公共产品升级——这是我们必须求新的深层原因。
“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主导力量，将逐步从政府转向市场。”浙江省发展规划院在“十二五”前期研究中提出的这个观念，也与迟福林不谋而合。在他看来，“十二五”经济体制改革能否取得实质性进展，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府转型能否取得实质性突破。
“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与资源环境约束发展不平衡，社会基本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基本公共产品供给不到位、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同公共治理结构滞后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在迟福林眼中，这“三大矛盾”，促使人们必须以发展方式的转型为主线，来进行“十二五”改革规划研究。
“要在深化改革中打破制约内需的制度障碍，要通过社会体制改革来打破影响社会公共需求转型的制度障碍，要着力解决影响政府转型取得实质突破的一系列制度障碍。”迟福林认为，唯有如此，才能使我们的改革适应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的新变化。
交通一体化连跨大步
长三角发展如何实现模式“大转型”
作为在上海工作的萧山人，每每提及长三角交通一体化的“神奇”，上海市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朱金海，都会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作为例子。
“改革开放初期我在上海读书，要回老家的话，先要坐一个多小时车从学校赶到买票的地方，买票排队一个多小时，这样来回折腾，坐火车回家要十几个小时。现在，回来只要两个小时。”朱金海说，这种变化，在30年前根本想不到。
这些年，他穿梭在沪杭之间，见证着交通一体化的“大跨步”：从只有沪杭、浙赣两条铁路，到长三角高速公路实现大联网，随后是“大桥时代”的到来。这样的变迁，使得人们有理由期待，前30年长三角的发展以单体城市、独立城市的发展为主，而在今后30年，将能看到城市群一步步的崛起。
“2004年，全国的高速公路里程数才2.4万公里，短短4年后，2008年这个数字就已飙升为6.5万公里。”让朱金海感慨的还有，轨道交通的建设如火如荼，除了此次论坛举办地杭州，他最近到访的昆明、南京等地，都在修建地铁。
“然而，遗憾的是，我们的地铁车厢大都是从德国进口，地铁的控制系统也依赖进口。”朱金海说，长三角能否在“十二五”实现发展模式“大转型”，装备工业必须首先取得突破。
“我们有大量工作母机依赖进口，数控机床的进口比例高达65%，”朱金海认为，这相当于“把工业命脉交到别人手中”。
与发达经济体在材料工业上的差距，也让朱金海颇为感慨。1996年在日本做客座教授期间，朋友送了他一辆轻便的自行车，“可以一只手提到住的三楼”。而且，在日本待了一年，朱金海只给自行车充了一次气。而他上海家里的国产名牌凤凰牌自行车，一个礼拜需要打两次气。
“现在上海在搞风力发电机，听厂里的负责人介绍，国外做的风机叶子比我们长、比我们宽，分量却比我们轻，这就说明，在下一轮的工业化进程中，材料工业的突破十分关键。”朱金海说。
传统消费品的工业提升，在朱金海看来，也是个值得关注的话题。上海以前的“老三大件”中，有一件是手表。如今上点年纪的人，都曾戴过国产手表像上海牌、春蕾牌等。“可如今，这些手表厂早已倒闭，几个50岁出头的老工人，在杨浦区的一间小房子里替瑞士手表生产机芯，一个机芯可以卖到八千多人民币。”
“核心技术、核心产业、核心服务、核心企业、核心制度”，在表述长三角面临的转型压力时，朱金海一连用了5个“核心”。
王一鸣则透露说，长三角16个城市用轻轨相连，日前国务院已通过规划。他给浙江的提醒是，要考虑与长三角北翼的战略分工。比如，北翼有着巨大的制造业规模，浙江是否可以选择发展生产性服务外包？
社会变迁中的“惊险一跳”
“大转型”需要构建“全民共识”
人人都在谈转型，转型到底是什么？
浙江省发展规划研究院正院级巡视员杨树荫的回答是，转型是社会变迁中的“惊险一跳”，是人们运用智慧和力量，从一个轨道转向另一个发展轨道的过程。
在这位长期从事社会发展与公共政策研究的专家看来，近百年来，中国真正的社会转型只有3次，一次是辛亥革命，一次是新中国成立，另一次就是改革开放。
“我们目前经历的自觉、自发式的中国式社会转型，没有先例可循。”杨树荫说，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的观点曾让他有所启发。吉登斯提出，转型需要文化、经济、政治三大要素来作支撑。这让杨树荫想到，目前，文化是我们在“大转型”中相对较为忽视的要素。
9月8日晚上，平顶山新华四矿瓦斯爆炸事故的新闻报道，让杨树荫流下了眼泪。他觉得，在类似的矿难事故背后隐含的社会问题，其实正是需要我们关注的转型命题，“社会转型需要同步的以价值观为核心的文化转型”。
“关于经济社会的规划，往往以经济为主，经济规划又以项目为主。”杨树荫觉得，缺乏科学发展、人文发展的“项目规划”导致事故、灾害频发的倾向，值得我们反思。
王一鸣也认为，目前我们面临的重大挑战之一，就是社会经济结构调整的难度明显增大。例如，储蓄率居高不下，主要还是受到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体制条件的制约。
“在保护私人利益、私人空间的基础上，如何发展公共空间？如何构建公信、公德和公心？”杨树荫说，要在“大转型”中找准前行方向，必须构建起有关“公”字型社会的“全民公识”。
“中国的发展模式如不切实转型，或迟或早，总有挨不过去的那一天。”论坛主持人刘亭在其新著《大转型：“新三化归一”》中这样写道。转型，已然成为我们这一代人必须面对的使命和责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