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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探访:精神科男护士能陪聊还得愿挨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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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浙江在线09月14日讯 清晨4点半,天几乎还是全黑的。刘自强(化名)一路小跑地从宿舍走到病房。这条路,他至少已经走了1千次。

  前一天,他上早班,工作时间从5点到8点。

  刘自强,身高不到1米7,23岁,2008年夏天护理专业毕业后,来到杭州市第七人民医院精神科做护士。

  “我们科里有13个护士,只有我1个男的。整个院里也只有2个。”刘自强有点不好意思,“我都习惯了,上学时,我们专业有1200个学生,也只有20个男生。本来学护理专业的男生就少。”

  夜班护士职责:看他们睡得如何

  住在精神科的患者通常晚6点半就开始睡觉,晚7点半,大部分患者都已经熟睡。作为夜班护士,刘自强要不停地在患者身边查看。

  “主要看他们睡得怎么样,是不是在假寐。”刘自强说,“如果患者在假寐,呼吸会不均匀,眼皮会眨,站在他身边,盯着他看一会儿,他就会自己睁开眼睛。这时就要格外重视这个病人,因为如果睡不好,病情就容易反复。”

  除去监管患者的睡眠质量,精神科护士的工作几乎事无巨细。

  “春、秋、冬每个星期要带患者去洗两次澡,夏季要每天一次,”刘自强说,“病房最多有73个患者,只有我一个男护士,有的患者是因为脑外伤引起的精神疾病,尤其要注意地上不能太湿,担心会滑倒。”

  对于自己主管的患者,不仅要清楚入院的详细原因,他的家人对他是否关心,以及什么时候过生日,都要一一记挂在心。

  我们必须认识每一个病人

  清晨5点一刻,病房里,大部分患者都已经起床。刘自强走进病房,问候迎面而过的每一个患者。

  5点45分左右,刘自强在活动室给患者发早饭,“要看患者的胃口好不好,吃得少,也是不开心。”

  清晨6点半,大部分病人都已经用过早饭,有的在活动室聊天看电视,有的在吸烟区吸烟。刘自强和他搭班的护士小刘一起推着配药车到活动室。

  “精神科的患者不同于普通病房,不但要配好药,把药送到病人旁边,还要看着病人把药吃下去。”刘自强说,“每种精神疾病不同,每个患者的病情也不相同,每个人吃的药也不同。所以,我们必须认识每一个病人。”

  开始发药给病人时,刘自强忙得没空讲话。

  除了每个人的专属药盒,配药车里还放着两瓶1升容量的温水。

  每个病人走过来,刘自强都要先给患者的杯子盛上水,再把小药盒递给他,最后再做一个手指伸展的动作,患者就会自动把嘴张开。

  20分钟后,60名患者全部吃好药,刘自强解释说,“让患者张开嘴,是看他们是不是真的吃药了。有的病人觉得自己康复了,想回家,总是拒绝吃药,还把药藏在舌头下面,我们护士得看得仔细点。谁在医院都想家,按时让病人吃药,是在帮他们节省时间。”

  接下来,刘自强手里捧着梨和苹果依次递给患者。一边发水果,一边还得招呼着没领到水果的病人,“杨亮亮(化名),吃水果啦,快来。”

  窗口的护工阿姨探过头来,“小刘,你自己的早饭还没订呢?”刘自强回应着,“两个包子。”

  能陪聊还得愿挨打

  从病房门口走到活动室,最多20米,中间拦着两道铁栅栏,铁栅栏外还有防盗门,每扇门都有锁。刘自强的护士服兜里没有手机,只有一串钥匙。快步走时,就能听见钥匙哗啦哗啦的碰撞声。

  第一次站在60名精神科患者面前,不知该说什么,只是不由自主地向后退,可患者还是很好奇地围在你身边,看着你,告诉你他昨天晚上梦见了什么。

  刘自强低声说,“不要怕,他们不会伤害你,如果怕,才是对他们的不尊重。”看着他很自然地坐在患者中间,对其中一个患者说,“听说最近数码相机又降价了,你可以考虑买了。”又对另一个患者说,“已经和你家里联系过了,家里的地收完了,你别惦记。”

  和患者聊天,也是一种治疗方法。一边聊天,一边要观察他的表情,看他会不会冲动,“很难一下子就猜准患者的心思,要引导患者说出自己的想法,才能明白患者的心结。引导他把心里的苦闷说出来,鼓励他相信社会的美好。”刘自强说,“关键是得语气平和,不能把病人当病人看,就像我现在和你聊天一样。”

  “以前别人都说我内向,可我觉得现在自己话特别多,为了投其所好,什么都得懂点。不过,也不是一开始就这样,都是逐步适应,逐步发现患者的可爱。”刘自强自嘲道,“刚来病房时,有的患者看我的眼神很凶,我不敢朝他看过去,更不敢和他说话,夜里也常常会梦见被病人打。”

  刘自强介绍,病房里,有的患者刚入院,情绪躁动,为避免其他患者受伤害,要对有躁动情绪的患者实行保护约束。

  “但对实行保护约束的病人又担心他的手脚总是被绷带绑着,会不舒服,每隔半个小时,都要松开下,帮患者放松绷带时,有时就会被踢。”刘自强说,“我自己也觉得委屈,不过,我穿着白大褂,如果也和患者一样再踢过去,那我也成了患者。所以,只能忍着。”

  刘自强的工资每月2000元左右,所有私人物品里最贵的就是电脑。“有时忙了一天,病人情绪还是很激烈,回到宿舍累得都不想吃饭,先玩会儿‘穿越火线’(一种网游)。”刘自强说,“轮休时,就叫同学出去‘疯’一下,喊啊跳啊的安慰自己,就想别人的工作也并不是都充满愉快的,路上遇见的人可能都有心烦的事。”

  刘自强是家里的独生子,“每隔一个星期,一定要给家里打个电话,要不我妈妈就特别惦记,她总说,你个子这么小,会不会受欺负,要是受欺负了,能不能跑?”

  帮他们康复,比体育新闻还让人兴奋

  刘自强的患者中,有一名曾经是个数学老师,总是猜疑自己妻子有外遇。

  “他的妻子很漂亮,每个探视日都来看他,给他买营养品,也给他带书和录音带。”刘自强说,“我一和他聊天时,就和他聊他的妻子很担心他,如果有外遇,就不会这么在意他。从朋友的角度和他聊,从同是男人的角度和他聊。”

  后来,这位患者经过住院治疗和护理后好转出院,他的妻子来接他。

  “看见他出院了,我特别感动,也特别高兴,感觉到了自己工作的价值。”刘自强说,“有的病人出院很久了,虽不愿意回忆起自己的住院经历,还会给病房打个电话,谢谢医生护士,我也希望有一天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关于未来,刘自强说,“精神科学需要长时间的体会琢磨,我现在就想把本职工作做好,如果有多余的时间,就好好学学心理学。”

  刘自强的女朋友毕业于机械专业,两人是在一次同学聚会上认识的。

  “刚开始她知道我在精神科做护士,觉得挺难接受,来我们医院看过我一次后,就说有点怕的,吓死了,以后不来了。”

  刘自强说,“我给她发短信说了两件事,第一,在学校时,我惰性很强,本来想跑一个月的步,结果最多跑个两三天。但现在,我一年四季住在医院里,科里有事,我2分钟就能跑到病房。第二,社会上只有少部分人是不正常的,他们中有的还是博士,如果我能帮助他们康复,我觉得比体育新闻还让人兴奋。”

  “后来呢?”

  刘自强有点腼腆地笑笑,“虽然她也在杭州工作,不过我们有时两星期才能见一次面,她知道我工作累,会来看我。”

  在刘自强所在的病房活动室黑板上,写着这样几句歌词,刘自强说,“天天和患者一起跟着录音机学,我也会唱了。”歌词上写。

  “离开你的那天大雪满天飞

  可惜我连头也没敢回

  如今你的身边还有谁

  是否为你擦干过泪水

  是否还有人陪你去喝不加糖的苦咖啡”

  -记者手记

  每个人都想回家

  编者语:记者于佳,很兴奋地要去写一位精神病院里的男护士,因为她觉得他对自己的职业有爱,记者于佳的先生,也就是手记里的杜星星同学,只好在周末的早上5点50分起床,因为于佳对自己的职业也很有爱,而星星同学,对于佳的这个岗位,很明显,也超级有爱。

  精神病院,是以理性自我标榜的人类社会除不尽的余数,其实,爱也一样。

  早上5点50分从床上爬起来,6点10分出门。

  随后,和杜星星去了一个精神病院。

  第一次看见这院里的病人,是12点的正午,好像还是春天,穿着病号服的他们零零散散地在葡萄藤下散步,那种宁静,似乎宁静得不属于医院。

  第二次,是来看他们跳舞,几乎没有舞步,根本不能和傍晚街心公园的集体舞相媲美,可他们却很开心,近乎是相互追逐着,待舞曲结束,也不愿意回房间午休。

  第三次,路过,一个病人被绑着双手,慢慢地向前走,穿蓝色衣服的护工跟在身边,寸步不离。

  第四次,在楼梯的拐角,看见刚刚做好手工的他们,从那扇铁锁门里陆陆续续有秩序地走出,我无意识地拽紧了通讯员的手。

  第五次,就是这一次,最近的一次。

  他们就站在我的面前,我没有自我介绍,但他们仍不由自主地围在你的身边,我像本能反应一样地一直退到门口。

  其中一个人说,“你不要怕,我不会动你的。”

  有一个看起来20岁左右的小伙子一直看着我。

  我想尽量礼貌地问,可我一开口就说错了话,“你吃过药了么?”

  他说,“我已经不用吃药了。”

  我知道自己说错了,马上问,“你吃早饭了么?”

  他不回答,继续上面的话说,“我的病已经好了。”

  我看着他青春的面庞,说,“我相信。”

  他马上紧张地低声问我,“那你能带我走么?”

  我不知道该怎么说,看着医生。

  医生说,“每个人都想回家。”

  我像一根木头一样立在那里,一点声音都不敢有。

  有人拉着杜星星说,“你能给我照张相么?”

  杜星星说行,就按了下快门。

  有人过来,指着杜星星,问,“他是不是很牛?”

  我说,“不,他很好。”

  有人问,“你们是做什么的?”

  杜星星说,“打工的。”

  又有人继续问,“你们有病么?”

  杜星星继续回答,“都差不多。”

  医生叫我坐在里面的房间,刚走到门口,一个戴着眼镜一脸沉静的男孩子马上站起来说,“不要拍我。”紧接着,他又坐在自己的座位上。

  杜星星像我的领导一样命令我,“不要拍他,不要写他。”

  他们每个人吃了药后,医生都会示意他们张开嘴巴,看看药是不是真的咽下去了。

  只是有人不断地跑过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家?”

  他们穿着一样的病号服,几乎六十多个病人,短时间,我根本分辨不出谁是谁,谁又有什么性格特征。

  我只是觉得被他们这样“包围着”,很怕,但我又不能拉杜星星的手,因为,如果让他们知道我很害怕,就是对他们最大的伤害。

  非常难挨的一个小时。

  可是,一直到阳光侵占整条马路。

  我仍记得,出门时,有个眼睛里充满了愤怒的病人,手和脚被固定在床上,看着他对面室友手里的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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