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9月14日讯
“我是一个来自河南的打工者,今年才16岁,不久前,我在上班时右手被绞肉机卷进去,虽然经过医生全力治疗,但是食指和中指最后还是被截掉了,接回去的无名指也丧失了基本功能。我和父亲咨询过律师,律师说像这种情况可以评伤残鉴定,走法律途径的话,除医药费外还可获赔15万元以上,可是我打工的快餐店老板只答应再赔偿两万元左右。”
近日,从河南省柘城县来到义乌打工的窦小弟打电话给本报“浙中周末新闻热线(13957920264义乌东阳)”反映此事。窦小弟说,他们很想去申请工伤鉴定,可是快餐店老板就是不愿意配合,连营业执照都不肯复印给他们,他们现在真的毫无办法了。
在义乌市江东街道的一家快餐店门口,记者见到了窦小弟父子。窦小弟的右手还裹着白纱布,食指和中指已经被完全截掉了。据窦小弟说,他是今年3月14日开始在这家快餐店上班的,月工资750元,属于面点学徒工,工作主要是负责小笼汤包的拌馅和打馅,就是早上8时上班后,先把猪肉切一下,然后再放到绞肉机上去绞成肉馅。窦小弟出事是在7月8日上午8时半,当时,他和往常一样拿肉到绞肉机上绞馅,正当肉被绞得差不多时,他见放置槽内还有几块肉片沾在槽壁上,就用手去捅,没想到这时的绞肉机就像张开了大口的怪物一样,一口“咬”住了他的手指。
在快餐店同事的陪同下,窦小弟连同绞肉机一起被送进义乌市中心医院。同时,医院还请来了消防官兵。医生先对窦小弟进行局部麻醉,在消防官兵与医生的共同协作下,最终将窦小弟的右手成功脱离了绞肉机,但是窦小弟的三根手指还是不同程度地受伤了。“经过医生的治疗,现在我的食指和中指都被截掉了,无名指是接回去的,但只能动一点点,功能也基本丧失了。”窦小弟说,“在义乌市中心医院治疗的医药费都是快餐店老板支付的。”
窦小弟出院以后,窦小弟的父亲与快餐店进行了协商,快餐店业主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窦小弟的父亲拿出了一张纸条,上面记着快餐店业主的解决方案。记者看到,快餐店提出,除了负责承担窦小弟的医药费、误工费、护理费外,再一次性补偿窦小弟伤残补助金计10个月的本人工资,一次性补偿窦小弟就业补助金计15个月的本人工资,最后,由于窦小弟的伤还没有完全好,再补偿窦小弟医疗补助金计4个月的本人工资。
根据这个解决方案,窦小弟可以拿到快餐店两万多元的补偿。但是,对此,窦小弟父子均表示不能接受。窦小弟的父亲说:“我经过咨询律师,像我儿子的这种情况,最高的可以赔偿17万元左右,除医药费外,起码也在15万元以上。现在,我的要求也不算高,只要求店家赔偿9万元。”“我主要是考虑到我儿子以后的生活,他现在才16岁,人生的路还很长,以后还要找工作,还要娶媳妇、生儿子,这点钱是肯定不够的。”
窦小弟的父亲告诉记者,窦小弟出院后,快餐店业主就一直没有露面,协商都是由窦小弟的面点师傅出面的,不过这应该是快餐店业主的意见。但是,由于窦小弟的父亲没有同意这个解决方案,窦小弟的面点师傅说他也做不了主,就把窦小弟父子给晾在一边了。“我们现在整天等在快餐店里也不是办法,因为老板平时是不会到店里来的,我们根本没办法找到他。而且这样下去,我们的吃住都成问题了。”
那么,如果走法律途径,窦小弟这种情况能得到多少赔偿呢?窦小弟父子咨询了浙江福田律师事务所的周律师。周律师表示,像窦小弟这种情况已经构成了伤残,除了医药费外,赔偿起码在15万元以上。但是让窦小弟父子为难的是,如果要打官司,窦小弟就要做一系列的工作,比如首先要收集劳动关系方面的证据先进行工伤认定,再做伤残等级鉴定,然后据此向法院起诉,要求工伤待遇。
在窦小弟的身份证上,记者注意到他的生日是1996年3月8日,这样算的话窦小弟就只有13岁了,属于童工了。对此,窦小弟的父亲解释是报户口的时候弄错了,实际出生年月应该是1993年3月。但对于打官司来说,这又是一个需要解决的麻烦。
“走法律途径就需要店家的配合,可是我们第一次去要求复印营业执照的时候,快餐店就不肯给我们。再加上老板一直不露面,大家都是打工领薪水的人,就算同情你也帮不上忙。”窦小弟的父亲告诉记者,虽然走法律途径能够得到高得多的赔偿,对儿子的今后也更有保障,但是对于像他们这样的外来打工者,打官司取证真的是太难了,所以他们心里还是偏向于宁可吃亏点也不要打官司的,希望快餐店业主能多体谅他们的难处。
在快餐店附近的面点房里,记者找到了窦小弟的面点师傅。面点师傅表示他只是一个打工的人,因为是窦小弟的面点师傅,所以才代表快餐店业主与窦小弟的父亲进行协商,但他是没有决定权的,到底该怎么做还是要听快餐店业主的意见。窦小弟的面点师傅不肯告诉记者快餐店老板的电话号码,不过他要了记者的电话号码,让快餐店业主和记者联系。
“张记者,谢谢你的帮助,我们现在已经和快餐店业主调解好了,快餐店业主赔了4万多元。虽然这与我们的要求相差比较大,但是我们也没有别的办法了,因为像我们这样外地来的打工者,根本没那么多的精力和财力去打官司。”昨天上午,窦小弟给记者打来电话说,经过这次事情,他最渴望的就是以后像他们这样的打工者如果再发生类似的工伤事故,通过法律途径索赔的路能好走一点。那样,即使是“私了”,事情处理起来也会比较公平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