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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背照相机四十年

  上个世纪60年代,照相机属高级稀有东西。我1958年调到县文化馆,只有老馆长李坤元购来的照相机,是折叠式120相机。对于照相机,我认为不是供我玩玩的奢侈品,是为党的中心工作服务的宣传工具。

  带病徒步上高山

  当我背上照相机时,就有一种自豪感,它让你在各种场合有一个亮相的机会。在文化馆工作20多年中,我没有离开过照相机。影剧院各种会议,灯光球场、南门溪滩的大会,节日喜庆游行,都有我的硬任务——既是会场布置者,也是摄影必到者。照片拍摄回来以后,通过自冲胶卷,剪裁放大,直到写上说明,布置到宣传橱窗上,一气呵成。这个为党的中心工作宣传任务不轻哪!

  在文化馆工作的日子里,我的照相机利用率很高,紫凝山挖煤,上苍山顶林牧场拍照,去华顶慰问部队,城关各种喜庆游行,县里中心工作的配合,作为宣传下属一个窗口,尽管既苦又累,我们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爬紫凝山,上苍山顶,到南北山拍摄,早年都靠两条腿爬上去的,其辛苦程度只有自己知道。比如有一次,天台更胜越剧团在苍山顶演出,领导一个电话叫我上山拍照。当时上苍山顶只能到坦头下车,一千多米高的山,全靠两条腿,一步一步走上去。那天,我正在发高烧,经化验转氨酶下降,两腿乏力,但我也不吭声,一切服从命令听从指挥。那个年代当干部,有句口号叫“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才有那个劲头。

  回顾搞摄影数十年中,也拍过一些比较好的作品,如“先看货”就发表在《中国摄影》刊物上。也为党的各个时期拍过有历史意义值得保存的照片。但也拍过令人反感的坏照片,如“文化大革命”期间,为错误路线两派斗争瞎忙碌,运动停产停课闹革命、搞夺权、批当权派,给领导干部挂牌游街,打倒某某某,划上红叉叉的照片我也拍过。好在乌云遮日时间不长,党中央就拨乱反正,落实政策,我的这种照片,烧毁处理。但伤感情的阴影,总不能一一抹去,有些过去很熟的人,路上碰到也不招呼,我自有感触。

  今年欣逢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大庆,人逢盛世,不能忘却走过来的历程,应报社编辑之邀,我作为天台老文化工作者,也该写点文字,发表些照片。不妥之处,望指正。

  浙江六县摄影联展

  “浙江六县摄影联展”这件事,在天台的摄影史上,是值得纪念的。

  1982年,由新昌县摄影家吕立春先生发起,浙江省六个县联合搞影展,这六个县即新昌、三门、鄞县、瑞安、天台等。经过半年创作,各县带作品去普陀山集稿,经初选确定每县近二十幅照片,将送北京中国摄影家协会去最后定稿。为什么如此隆重呢?因为这个展览是代表浙江摄影水平的,首先在王府井大街中国摄影家协会宣传橱窗展出,可见其档次之高,同时还到上海杨浦区工人文化宫展出,然后去各县巡回展览。

  普陀定稿以后,去北京送审的任务就落在吕立春和我的肩上,吕立春还要参加全国第十五届摄影授奖大会,他有一幅作品获铜奖。到了北京,住解放军总参谋部招待所,会议地址在中南海怀仁堂,我有幸参加旁听,并参观了毛主席住的地方——丰泽园。

  1982年7月17日,即大会的第二天,安排代表们去古北口爬长城,作采风拍摄,我也跳上了车。转日,去摄影家协会办事,刚走到门口,就碰到协会秘书长沧石先生和浙江摄影家协会主席徐永辉先生,一见面,他们就告诉我,你的一幅“先看货”发表在这一期的《中国摄影》上,可以去看小样了。多么激动的好消息,《中国摄影》是双月刊,是向国内外发行的权威刊物,正如吕立春所说,有些摄影家,奋斗一生也难刊登上去,我给撞上了。这幅照片是全国摄影大展送地、省直至北京,是逐级评选上送的,预先我不知道。

  我接着去展览部,部主任尚然先生接待我,据说全国影展、出国展览都是他定稿的。他知道我的来意,接过我手中(5×4)的小稿,像打扑克似的,选中的放这边,不用的放那边,一口气把各县幅数选定,张数都差不多,天台被选中六幅:曹鸣云的“颗粒归仓”,张杨勇的“茁壮成长”,还有我自己四幅,即“先看货”、“带飞”、“金瓜花”、“嬉水”。

  屡获好评的作品“先看货”。

  照片确定以后,各县派一人到北京放大成二十寸照片,布置到宣传橱窗上展出,之后又到上海杨浦区工人文化宫展出,继而到六县巡回。当时,《浙江日报》还专门报道了此次影展,并用半个版面刊出每县一幅作品,我们天台是“先看货”。

  六县巡回结束,浙江摄影家协会还在天台国清饭店召开总结会,并评出一二等奖,颁发了奖杯,第一名“先看货”,“颗粒归仓”。此次联展,历经两年,我们与兄弟县增进友谊,互相学习,收益不少,收获也丰。

  摄影为存史发挥作用

  摄影也是为党写历史,它是形象生动的见证。天台为征集党史,县委邀请到曾在天台华顶山革命斗争的许多老领导,浙东游击纵队马青司令、邵政委、作战参谋长等一班老革命,回忆当年的战斗历程,还请来台州专署第一任专员张子敬(天台莪园人)和夫人,上海华东师大教授许杰先生,前浙江省特委刘英烈士夫人丁魁梅等一班老同志,我都一一为他们拍照存入档案。

  我也为《天台县志》提供有“隋代线刻观音像”、“恐龙蛋”、丽泽瓦厂坦出土的“晋代青铜器”“贝叶经”、明代“幽溪大师草书”,宋代志南书“佛陇”等十一幅。《国清寺志》的照片大部分也是我拍的。国清寺早几年的重大活动,如“天台宗碑亭”揭幕、“白莲宗经幢”落成,可明方丈升座,唯觉大师圆寂,我一面参与拍摄,一面汇集成影集,写上说明,留给国清寺作档案,更可贵的是我还保留了一张从未拿出见客过的珍贵照片,那是1974年,中国佛协会长赵朴初偕夫人陈邦织来检查整修国清寺工作,走到隋梅前我给他俩拍了合影,保存至今。

  选载几幅老照片

  我保存的老照片不多,质量也不是很好,但他能反映那年代的人和事,很有回味,很有意义。

  1964年国庆,也是新中国成立15周年。天台县隆重集会,游行庆祝,我选了三幅照片“商业队伍的‘女民兵’”,“天台中学的腰鼓队”这两支队伍正走在中山路县前街,两边观众站满沿街。还有,十一居居民用抬阁形式向“毛主席献花”。这幅照片的扮演者,当年顶多五六岁,可是今天已是五十多岁的人了,要是她本人能看到,我也非常高兴。还有大会场人山人海的场景。当时,大家开会都席地而坐,这是我们现在所看不到的场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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