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日报讯
陈芳芳：总理派车让我们游览北京
人物风采：上个世纪50年代，受技术条件和机器设备的限制，纺织工人非常辛苦。宁波工人陈芳芳推行先进操作法，提高工作效率，原先12个小时的工作量，现在8小时就可以干完，大大减轻了纺织工人的劳动强度。1958年，她被评为全国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还被评为全国劳模，受到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接见。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完成，我从一个资本家厂里的童工，变成了一个国有工厂的工人，变成了“主人翁”。从此，我们是在为“我们”而非资本家工作，积极性自然高涨，而且对领导可以开展批评，“领导也很虚心”：大家都是为社会主义工作，没有自己的私人利益，大家很平等、很民主。
国家推进工业化进程，我们产业工人的地位自然上升。我明显感觉到社会上羡慕工人的地位。工人是国家的主人，如果在法庭上同时出现，我们工人可以坐着，而资本家只能站着。“工人阶级的地位可高了。”
1956年，我第一次被评为全国劳模。1959年，我第二次成为全国劳模。表彰会后，劳模们回到宾馆，周恩来总理安排的游览汽车就停在外面，结果没有人出去，而是都集中在宾馆里学习文件。
周总理得知后，派人到宾馆传话：“既要会工作，也要会玩，这样才能更好地工作。”
于是，我们不得不上车去玩，但心里装着事，根本玩不好：“心里压力很大，都在想回去后怎么创新，怎么报效祖国。不能一个人好，要带动大家一起做先进。”
陈云仙：不敢相信教师也能成劳模
人物风采：陈云仙，1934年出生，1959年开始在东阳市小学任语文教师。发表过60篇论文；出版了《陈云仙农村小学语文教学》专著。1979年、1989年先后在全国劳模表彰大会、全国劳动模范和全国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被授予全国劳模称号。
你别看我现在把1979年获奖的照片挂在客厅里，但在当时，当各种荣誉到来时，我是很紧张的。
1979年初，浙江省教育厅的相关专家在农村小学一路听课过来，“发现”我讲得不错。随后，我被评为浙江省首批特级老师，要填表的时候，我退却了。
“评上这个不是好东西，可能要批斗。”我先生说。我先生曾经也是教育系统的先进工作者，但后来被戴高帽批斗。“做好就行了”，我那时候想。
后来，组织部门找我先生谈话，打消我们的顾虑，这才评上了特级教师。
紧接着，我被评为全国劳模，这令我更加不知所措：劳模都是工人农民，我们老师一向身份地位低，是臭老九，怎么能和工人农民平起平坐？
直到坐进人民大会堂，我还有点不敢相信。
我偷偷打听了一下，在浙江代表团里，还有一名高中老师和一名幼儿园老师，既然还有老师，我心里稍微安定了一下。
进京受奖的时候，给我颁奖的是邓颖超“邓大姐”，我本来想好了说辞，比如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是哪里人，干什么的，结果颁奖的时候，邓大姐先问了两个问题，我激动得“造不了句子了”，只是一个劲地说：“您好您好”，以至于没有回答问题。
事后，我特意找到记者，说明了自己是哪里人和干什么工作的，希望邓大姐能够通过新闻看到。
我在1989年第二次被评为全国劳模，这一次，浙江省总共有7位中小学教育工作者当选，知识分子的地位已经完全正常了。
傅企平：让城里人喜欢来乡村旅游
人物风采：傅企平的人生轨迹与滕头村的发展密切相连。他先后当过村生产队长、副大队长、副书记。1997年，傅企平当选为滕头村党委书记后，在前人探索的基础上，开辟了独具特色的农业生态旅游，形成了旅游、房地产、园林绿化为主导的第三产业群。2000年，傅企平被评为全国劳模。
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农村发展其实并没有脱离历史的惯性轨道，以大寨为代表的农村，还是在农业方面打转。那时的滕头村是农业学大寨的典型，滕头村的土地在那个时候因此得以平整。
改革开放后，老书记傅嘉良发现了历史机会，立即走出自己的道路。农业和工业，尤其是工业，使得滕头村一跃脱离了几千年来农村的发展轨道，进入了现代工业阶段。
1997年，我接任书记后，滕头村开始第二轮“变轨”——以从工业为基础，拓展第三产业，即乡村旅游业。
现在村民对我的这一转变比较认可，但在当时，正值城市化热潮烫人、人人蜂拥进城之时，谁会想到去乡下旅游呢。
1999年，滕头村4A级风景区建成。不过十来年时间，乡村旅游已经蔚为大观，滕头村2008年旅游门票收入达到2360万元。
就在这个时期，印尼一家很赚钱的造纸企业希望落户滕头村，滕头村每年可以得到几百万元的高额回报。我觉得不能“要钱不要命”，最后拒绝了这个项目。
2008年，滕头村成为世界上惟一一个进驻上海世博会“城市最佳实践区”的乡村，从而将中国现代农村“生态、环保、和谐”的科学发展理念诠释得淋漓尽致。
现在，每天一早，我要浏览各种媒体的重点新闻，白天由专门的工作人员将重要文章剪报集中，临睡前再细读这些剪报文章。之所以要做这些事情，是因为我觉得，农村的发展，即将进入一个全新的历史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