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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危机爆发后浙江民企艰难转型 块状经济悄然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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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型样本:浙江民企在危机中加速“修正”

  编者按:

  中国经济转型闯关,在自上而下大力推动的同时,来自企业、市场的内生性“转型”动力又如何?半月谈记者最近走访一批浙江民营企业,从这一以“草根韧劲”、“反应灵敏”著称的群体中探寻答案。

  多年高速发展积累下来的矛盾总爆发,让浙江民企危机中受到的冲击前所未有。痛定思痛后,是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勇气,是第一时间“修复”企业、“修正”自己的主动选择。顺时应势,把危机作为“倒逼”企业提升的难得机遇,对产品、技术、机制体制进行全面创新;先人一步,在开放初期引领市场潮头之后,继续谋求在转型升级、抢占未来制高点上的“先发优势”。浙江民企整体表现出的新趋势,令人鼓舞,给人启迪。

  《半月谈》今年第5期曾推出一组人物报道,记录下了危机中各行业人们的抗争经历,其中也包括此次回访的一些民营企业家和基层政府官员。针对深层矛盾展开的新一轮转型任重道远,第一线企业“自我否定、自我提升”的胆略和实践,让我们自下而上看到了中国经济转型闯关进程中的希望之光。

  刻骨铭心的记忆

  本刊记者 李亚彪 裘立华

  早在2008年全国两会期间,国内缝纫机行业龙头飞跃集团的掌门人、全国人大代表邱继宝就明显感觉到了企业的内外多重压力:宏观调控、原材料上涨、用工成本增加等等。但在记者见面会上依然泰然自若的他万万没有想到,半年后企业就陷入了一场史无前例的财务危机,几乎同时爆发的国际金融危机也悄然进入中国,进入浙江,进入更多的民营企业。

  现在,飞跃集团的厂房外墙上,悬挂着“新公司、新起点”的条幅,邱继宝同他的企业已从危机阴影中走出来。他同浙江无数民营企业家一起,一边“修复”企业,一边学会在这场危机中“修正”自己。

  2008年尤其是下半年,是浙江民营企业不堪回首的时期。南望集团、华联三鑫、江龙控股、宁波中强等一批大型民企集中出现危机,或关门停产,或濒临破产。令人惊诧的是,一些被称作行业内的“优质企业”竟“瞬间死亡”。

  “感觉就像是半夜醒来发现着火了,往哪儿跑都不知道!”半月谈记者今年初走访绍兴县时,当地干部如此感触。

  如今,一些研究人员包括企业自身在反思危机时,除了外在因素,也看清楚了其中诸多耐人寻味的内因。从某种意义上,它们集中暴露出了改革开放以来民营企业高速发展过程中忽略的东西,而且这些东西迟早要暴露,危机只是一个导火索而已。

  民营企业盲目“做加法”,是埋下的第一颗“定时炸弹”。2008年国庆节前后,绍兴县两家大型民企突然停产,一家是PTA产能居世界第二的华联三鑫石化有限公司,于9月29日停产;另一家是在新加坡上市的国内印染行业龙头江龙控股集团,于10月7日停产。

  2003年创立的华联三鑫,在短短5年内,就拥有了号称世界第二、亚洲第一的PTA产能,2007年销售收入达108亿元。在前几年间,生产PTA是暴利行业,华联三鑫不断扩容。去年原油价格一路走高,上游原材料价格居高不下,下游市场需求不足,过大的摊子成为制约企业的因素。

  江龙控股也扩张极快,旗下先后成立浙江江龙印染公司、浙江南方科技有限公司、浙江方圆纺织超市有限公司等8家子公司。企业停产后,董事长陶寿龙失踪。他在留给绍兴县领导的一封信中表示,自己头脑发热,过度扩张,包括在新加坡上市,以为钱很好赚,导致最终停产。

  热衷于扩张,而企业管理跟不上,是这些优质企业“突然死亡”的共同特点。在宁波市,中国电动工具出口商巨头——宁波中强工具有限公司突然宣布破产。知情者透露,这家寿命仅10年的企业自2003年收购德国卢茨机械设备公司后,迅速走上扩张之路,几年间职工人员增加1倍多,并在上海、宁波等地大量兴建新厂。无节制扩张最终导致企业运行困难,这样一家“走出去”抢占欧美市场制高点的优秀企业,在短短几年间从顶峰跌落。

  “不务正业”挣“快钱”则加快了企业走向衰败的速度。不少民企在发展势头较好时,抛弃主业,进入资本市场或房地产市场。被称作“中国软件业十强”的杭州南望集团,大举进军房地产、小水电等领域,并斥资数千万元到美国购买油田,受到“副业”的拖累,最终不得不申请破产。宁波中强公司在扩张中大量购买房产与土地,最后不堪其累。义乌市的金乌集团也多头进入服装加工、纺织原材料批发、现代农业开发、酒店服务业与商贸业等领域,成了“万能企业”,最终步入危机。

  金融危机爆发后,一些发展遇到困难的企业应对失当,想通过进入资本市场捞回损失,也导致企业走向危机。据绍兴县政府介绍,华联三鑫就是在内忧外困加剧后,斥资进入期货市场,期货造成亏损,不久后就停产。温州市一位行业协会负责人说,随着宏观形势趋紧,有的鞋业生产企业以厂房和住房抵押,贷款数千万元到外地投资房地产,这些都带来了巨大的风险。业内人士反映,不少大型民企都有自己的房地产项目,有的甚至连主业都不做。“多元化扩张,尤其是进入股市与房地产业,最终土地买来了,房子盖起来了,风险也就来了。做实业的企业家盲目投资资本市场,着实是大忌。”浙江大学经济学教授史晋川等人研究发现,在危机中,一些坚持发展主业、专注于某一产业领域的企业,受经济波动的影响就比那些弃主业、挣快钱的企业小得多,风险也小得多。

  在多病缠身的情况下,“资金链断裂”成为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不难发现,浙江许多民企是“资金依赖型”企业,一旦这根链条断裂,往往成为对企业的“最后一击”,直接导致企业一夜之间关停。华联三鑫多年来一直热衷于负债经营,到2008年9月为止,企业负债超过百亿元,债权人涉及十几家银行。随着大量固定资产贷款到期收贷,新的流动资金贷款增加困难。2008年一季度以来,公司陆续被各家银行收回贷款。而在整个上半年,银行对企业净减贷款十几亿元。2008年9月29日下午5时,企业的最后一单信用证无法支付,已经到宁波港的货拿不到,生产不得不突然停掉。

  同样,金乌集团背负的债务已超过企业的总资产。净资产只有1亿多元的宁波中强集团负债最高达3亿元,每年仅利息就需要上千万元。研究人员分析,一个企业如果没有相当规模的自有资产,而负债率又超过警戒线,资金一旦出现问题,必然会导致企业迅速“死亡”。

  “后危机时代”的抉择

  本刊记者李亚彪裘立华

  “这里的民营企业正在走向二次创业,而政府要提供的就是平台的搭建。国际会展中心用于轻纺城发展会展经济,科创大厦则可以完成过去不少中小民营企业单独无法完成的研发。”在绍兴县柯桥大街上,中国轻纺城国际会展中心、中国轻纺城科创大厦拔地而起,县委书记徐焕明介绍说。

  与现在的从容自信相对照的,是这位县委书记近一年时间里经历的上任以来从未有过的巨大压力。2008年华联三鑫与江龙控股等一批龙头企业的突然停产,让徐焕明一度惊心动魄、彻夜难眠。而今年到10月底为止,全县用电量、财政收入、市场交易量等指标的大幅回升,又让他对民营企业的草根韧劲有了新的认识。华联三鑫停产后,浙江远东化纤集团与绍兴滨海工业区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分别注入资金,对企业进行重组,让这一PTA生产巨头再次恢复生机。江龙控股也随后重组成功,避免了本地经济的振荡,提振了企业家的信心。

  这一年来,徐焕明和县里一班人处于超常规的工作状态。当一批企业热衷于赚热钱、不务正业时,绍兴县有针对性地在企业中开展“爱主业、爱资源、爱家乡”教育活动。一方面县里出台政策,鼓励纺织、印染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加快产品自主开发;另一方面,他大力倡导、不断深化“亩产论英雄”的理念,促使企业节约利用土地等要素资源、强化效益意识。

  “这里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大力倡导企业家一门心思做好实体经济,研究如何提高企业管理水平与研发能力,不要盲目炒房地产与股票,防止资金沉淀。这场危机为绍兴县的企业上了重要一课。”徐焕明说。

  绍兴县是浙江民企群体一年来境遇变化的缩影。浙江作为中国民营经济发展起步最早的地区之一,其民企先人一步的灵活经营机制,以市场为导向的特性,一度成为中国经济发展史上的明星,然而金融危机给这些“明星”们和政府层都上了深刻一课。盲目扩张、不务正业、负债经营等等,无不同民营企业的发展模式、治理结构、管理水平相关。民营经济多年高速发展中积累的深层次矛盾,在危机压力下暴露无遗。

  台州是浙江民营经济发育最早的地区之一,曾与温州民营经济发展并称为“温台模式”。市发改委主任郑荐平等人坦言,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当地民营经济过去30年来的固有模式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挑战。面对罕见危机的检视,从融资、产权、治理结构、人才建设等方面,都需要民营企业在走过改革开放30年道路之后,有新的嬗变。

  在浙江省委、省政府适时提出把金融危机作为“倒逼”发展模式转变的难得机遇和动力的背景下,主动出击,利用“危机修正”效应,从融资、治理结构、发展空间等方面推动民营经济创新、民营企业创新,推动民营经济在危机后实现整体升级,正成为从政府到企业界的共识。目前,全省已确定台州市与温州市作为首批民营经济创新发展综合配套改革试点区,其他地方也开始着力推动民营经济在多个层面创新。

  其中,台州市对民企实施的“非禁即入”原则,引人注目。市发改委副主任金凯向记者介绍,他们推动市场准入创新,打破了过去一些领域的垄断,制定政策放手让民营企业参与城镇供水与供气、公共交通、垃圾与污水处理、发电行业等领域的投资、建设与运营,允许符合条件的民企申请经营电信增值业务。全市去年在电力、燃气、水等传统垄断行业以及市政公用事业相关配套企业中新注册的民企达139家,这一数字超过了经济高峰期的2007年。

  针对浙江民企中不少管理层还是第一代创业者,有的还沿用发展初期的家族式管理模式,对企业不愿意随便“放手”,对产权多元化心存畏惧,严重增加经营风险的现状,各地力推企业治理结构创新,更新民企“当家人”面孔。在政府引导下,不少企业建立职业经理人制度,推进民营企业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吉利集团、中捷集团等一批民企从全球化视角引进职业经理人,三友控股集团还提出人才持股方案。一些地方由政府出面,组建了“70后企业家俱乐部”,通过论坛与培训的办法提高新生代企业家的综合素质,解决一些民营企业的传承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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