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引发的对一个重大问题的思考
提要
●今天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缺学历文化，不缺工作能力，不缺创新激情，不缺实践经验，唯缺理论素养。
●老祖宗不能丢，前提是老祖宗的书不能丢，必须认真地读点老祖宗的书，至少是读点老祖宗的主要经典著作。
●老祖宗不能丢，关键是老祖宗创立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根本的是唯物史观不能丢。
●老祖宗不能丢，要害是老祖宗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这些基本原则，是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指导。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总结的我们党执政以来加强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第一条经验是“坚持把思想理论建设放在首位，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水平”；提出的“提高党的建设科学化水平”的重大命题，第一个内涵是“以科学理论指导党的建设”；部署的建设马克思主义学习型政党的第一位任务，是“坚持把马克思主义作为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总之，始终突出马克思主义，突出老祖宗，告诉我们不能丢老祖宗。
“老祖宗不能丢啊！”这是邓小平1991年8月同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的著名警句。联系其上下文来看，它是针对那种认为我们的理论和路线不必遵循老祖宗的自由化主张所作的批评，也是针对那种认为我们的理论和路线已经离开老祖宗的僵化思想所作的回答，蕴涵着既不能走邪路也不能走老路的深刻含义。
谁是老祖宗？对于我们共产党人来说，当然是指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就是马、恩、列、毛的思想和学说不能丢。
为什么老祖宗不能丢？道理很简单，因为我们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老祖宗的学说是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我们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旗帜和灵魂。如果丢了老祖宗，我们就将丧失根本，丢了一切。
联系当前实际来看，怎样做到不丢老祖宗？老祖宗不能丢，最重要的是哪些东西不能丢？
A
老祖宗的著作不能丢
老祖宗不能丢，前提是老祖宗的书不能丢。因为不丢老祖宗，就得了解老祖宗。这就必须认真地读点老祖宗的书，至少是读点老祖宗的主要经典著作。譬如，马、恩的《共产党宣言》，是国际共运的第一个纲领性文献和一切共产党人的“圣经”；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是对什么是和怎样搞共产主义的通俗阐明；列宁的《马克思主义的三个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是从整体上概述马克思主义的来龙去脉和主要内容的基础性读物；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和社会主义理论的精华；等等。这些都是广大党员、干部必读的老祖宗的经典。对于文化水平低的党员，则需要提供一本规范化的《马克思主义》常识之类的书，帮助他们了解老祖宗思想、学说的ABC。
我们党和党的主要领导人，历来大力号召全党特别是各级干部读老祖宗的书，每逢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更是突出强调这一点。
毛泽东在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上的报告，有一个部分专讲“学习”，指出一般地说，一切有相当研究能力的共产党员，都要研究马列主义的理论，特殊地说，干部应当着重地研究，中央委员和高级干部尤其应当加紧研究，强调这是为加速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而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才能解决的一个大问题。1945年4月抗战胜利在望，党即将面临全新的形势，他在七大上提出了“加强理论学习”的任务，为此“至少要读”《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等五本书。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1958年11月，他给中央、省区、地、县四级干部专门写了一封关于读书的信，建议读《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两本书，用以指导当前的建设实践。1959年夏，他开始深刻反思“大跃进”和“共产风”的教训，在《在庐山会议讨论的十八个问题》的批语中，第一个问题就是“读书”，要求各级干部懂得社会主义经济问题，懂得经济发展规律。五六十年代之交，他组织读书小组花两个月时间学习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联系中国实际，有分析有批判地研读，为全党树立了榜样。1971年3月，他针对前不久陈伯达等人在庐山举行的九届二中全会上打着“天才论”的旗号兴风作浪造成的恶劣影响，严肃地指出：“我党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竟让一些骗子骗了多年，使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什么是唯物论，什么是唯心论，在庐山闹出大笑话。”根据他的指示，在各级干部中又开展了学习马列原著的活动。
邓小平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就说过，面临实现四个现代化这场深刻的伟大的革命，全党同志一定要善于学习，善于重新学习，并强调根本的是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1985年9月，他在党的全国代表会议上根据改革开放形势发展的需要，向新老干部提出学习、掌握、熟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的新要求，以加强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
江泽民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多次阐述学习老祖宗著作的重要意义，强调共产党员要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90年代初，他还提出了“学习，学习，再学习！”的口号。
胡锦涛自十六大以来就学习老祖宗、实行理论武装问题，作过许多重要讲话，并提出了建设学习型政党的重大战略任务。十七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提出，要把这个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抓紧抓好，而实现这个任务，首要的一条就是“科学理论武装”。须知实行理论武装，是党的自身建设中决定性的任务，根本性的要求，永恒性的课题。特别是如今我们党拥有七千多万名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相应地要求有最高的理论水平，这就更显出研读老祖宗的著作，提高全党马克思主义修养的重要性。
为什么在我们大力推进用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全党的今天，要强调老祖宗的著作不能丢呢？因为这个理论体系的根和源，前提和基础，就在老祖宗的著作之中。当年毛泽东在谈到老祖宗与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后继者们的学说的关系时，有一个形象的比喻：马列主义是主干，其他都是枝叶。没有主干，就没有枝叶。枝叶茂盛，离不开主干。邓小平在1977年的一次谈话中，批判林彪、“四人帮”荒谬地把毛泽东思想同马列主义割裂开来，指出：“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与此同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归根到底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样说，有助于更深刻地认识这一理论体系与老祖宗学说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的关系。习近平2009年5月在《领导干部要爱读书读好书善读书》的讲话中说：“领导干部在研读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同时，要追根溯源，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认真学习毛泽东同志的著作。”这是非常中肯的。
为什么我们今天一方面要高调突出与时俱进，创新理论，另一方面又要大声疾呼学习马列，不丢老祖宗的著作呢？因为与时俱进有一个“进”向何处，创新理论有一个“新”在哪里的问题。“进”和“新”就是发展，固然极为重要，但是发展要以老祖宗学说为基点和起点。发展离不开继承，创新离不开坚持，一定要在继承中讲发展，在坚持中求创新，否则就会走偏方向。当然，继承也离不开发展，坚持也离不开创新，只有发展才能更好地继承，只有创新才能真正地坚持，否则就会凝固僵化。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其相互关系充满着辩证法。
但是，联系实际情况来看，尽管党中央一再重申学习老祖宗著作的极端重要性，事实上老祖宗的东西不那么时兴了，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我们“多年来不读马、列，不突出马、列”了。今天一些党员、领导干部，不缺学历文化，不缺工作能力，不缺创新激情，不缺实践经验，唯缺理论素养。毛泽东在1957年3月的一次谈话中指出：“说到马克思主义修养不足，这是普遍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只有好好地学。”还说：“现在很多干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剩余的精力放到打扑克、看戏、跳舞上面去。大家不应该把时间浪费掉。”五十多年过去了，这个“普遍的问题”看来依然存在；“没有读书的习惯”，把时间浪费在应酬玩乐上的现象，恐怕比那时有过之而无不及。邓小平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说：“不注意学习，忙于事务，思想就容易庸俗化。如果说要变质，那末思想的庸俗化就是一个危险的起点。”这番话对我们今天仍有着深刻的警示意义。
切实改变不读老祖宗的书的状况，不能停留在一般号召上，而是要落实在实际举措上。比如对普通党员和各级干部要分别硬性规定必须读哪几本书，要专门安排一定时间对党员、干部集中进行理论培训，要建立严格的督促检查和考试考核制度等，务求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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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观点不能丢
老祖宗不能丢，关键是老祖宗创立的哲学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因为这是老祖宗学说中的精髓和灵魂，属于最高、最本质层次的东西。而全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核心和实质是历史唯物主义即唯物史观。因此，老祖宗的世界观方法论不能丢，根本的是唯物史观不能丢。联系实际来看，尤其是以下三个最基本观点不能丢。
一是生产力观点不能丢。在唯物史观看来，生产力是一切社会变革和进步的最终决定力量，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引起了生产关系以及全部上层建筑的相应变化，从而把整个社会推向前进。生产力是推动一切社会向前发展的终极原因，生产关系必须适合生产力的规律是社会历史领域的最普遍规律。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深刻揭示了这个规律，才得出了“两个必然”(资本主义必然灭亡，共产主义必然胜利)和“两个决不会”(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以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的科学结论。列宁对此深加发挥，阐发了生产力标准，指出“生产力状况”是“整个社会发展的主要标准”；“生产力的发展”这“是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据此提出了一个著名论点：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在实践中的作用，归根到底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后来邓小平说马克思主义“归根到底”、“最注重”、“基本原则”是要发展生产力，也正是体现了老祖宗的生产力观点。坚持这个观点，我们才能对当今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阶段，对党的理论、路线、纲领有一个完整准确的认识。有些人鼓吹私有制万能，资本主义永世长存，把共产主义理想讥讽为“空想”，另一些人则要求在现阶段就来实行单一的公有制，使私有制“绝种”，说到底，都是不懂得“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道理，离开了唯物史观的生产力观点。如果按这些意见去办，那就要么走改旗易帜的邪路，要么走封闭僵化的老路，而不可能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二是群众观点不能丢。在唯物史观看来，社会发展史首先是生产、生产方式、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发展史，同时也是物质资料生产者劳动群众的历史。马克思说：“在一切生产工具中，最强大的一种生产力是革命阶级本身。”列宁指出：“全人类的首要的生产力就是工人，劳动者。”因此，归根结底，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历史的主人，历史发展的动力。正是根据这个基本观点，我们党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确立为自己的根本宗旨。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说，“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的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并指出这是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一个显著的标志。党的第二、第三代领导集体针对新时期的新情况，特别强调密切联系群众是党的最大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不是坚持群众观点，是个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十六大以来的党中央多次告诫全党要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又把“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列为执政六十年来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的六条基本经验之一。但是，群众观点虽然讲了几十年，在全党早已耳熟能详，真正实行起来却并不容易。实际情况是，有不少党员、干部不懈追求的是个人的名利地位，某些领导干部则热衷于搞劳民伤财的“形象工程”和沽名钓誉的“政绩工程”，至于那些胆大妄为的腐败分子，更是“一心一意为人民币服务”，站到人民群众的对立面去了。还有，一些党员、干部把“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割裂开来，想问题、办事情，往往不是对人民负责，而是只对领导机关负责，说白了是只对某个领导人尤其是对自己的“顶头上司”负责。近年来还出现了“替党说话，还是替百姓说话？”之类的“雷”语，直截了当地把党与人民对立起来，群众观点被抛到九霄云外。而丢掉了群众观点，还像共产党人吗？
三是阶级观点不能丢。在唯物史观看来，人类有文字记载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列宁指出，“阶级斗争问题是马克思主义最根本的问题之一”，“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条指导性的线索，使我们能在……看来扑朔迷离、一团混乱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我们过去用阶级观点分析一切，搞以阶级斗争为纲，毛病不在于老祖宗的阶级观点和阶级斗争理论本身，而是在于离开社会主义制度已经确立这个基本事实，对它作了误解和曲解，加以绝对化和扩大化，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此实行拨乱反正是完全必要的、正确的。但是不能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弃阶级观点，纯粹用一般社会学的阶层分析代替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列宁说过：“阶级究竟是怎么回事呢？这就是允许社会上一部分人占有别人的劳动。”还说：“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向毫不客气地讥笑那些以为在共产主义以前阶级就会消失的思想、言论和假设，并且指出，只有共产主义才是消灭阶级。”我国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离无阶级的社会还很远，这些论述仍有现实指导意义。比如当下日益加剧的贫富分化，不时惊现的“血汗工厂”、“讨薪惨剧”，屡禁不止的腐败现象等等，对其成因、特征和性质，离开阶级观点，就不可能从根本上说清楚和得到客观、正确的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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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祖宗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
老祖宗不能丢，要害是老祖宗阐明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因为这是老祖宗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方法论，就改造资本主义旧社会、建设未来新社会而提出的最重要理论原理和观点，具有普遍的方向性意义，当然应成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理论指导。这些基本原则不能丢，特别是以下几条不能丢。
其一，从本国实际出发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方法论原则不能丢。恩格斯说过：《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一般理论原理的实际运用，随时随地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为了使社会主义变为科学，就必须首先把它置于现实的基础之上。列宁也指出，马克思主义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因而它的应用，具体地说，在各个国家里有所不同。毛泽东反复说明马克思主义必须与本国实际相结合的道理，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又及时提出要进行“第二次结合”，努力找出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道路。老祖宗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科学社会主义所揭示的是社会主义运动共同的规律性的东西，而不是各别的具体的行动方案。归结到方法论上来，诚如恩格斯所言，马克思的整个世界观不是教义，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现成的教条，而是进一步研究的出发点和供这种研究使用的方法。所以从本国实际出发搞社会主义，属于总的指导思想的问题，思想路线的问题，根本方法论的问题。改革开放以前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一波三折，就是因为背离了中国的实际，犯了超越阶段的错误。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就是因为立足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开辟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
其二，社会主义的制度特征不能丢。作为一种社会制度，社会主义具有与资本主义根本不同的特征，即质的规定性。对此，老祖宗在科学研究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有过精辟的论述，但囿于历史条件，只能作粗线条的概述和描绘。1982年我们党的十二大以此为依据，结合中外社会主义的实践经验，首次系统完整地概括了六条：剥削制度的消灭和生产资料的公有；按劳分配；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十四大以后修正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政权；高度发达的生产力和比资本主义更高的劳动生产率；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邓小平提出并一再强调的四项基本原则，是一种更简明、集中的概括。坚持这些制度特征，才是科学意义上的社会主义。当然，为了遵循把社会主义置于现实基础上的根本方法论原则，我们的社会主义必须具有中国特色，这种特色具体体现在我国现行的基本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制度之中。突出“中国特色”至关紧要，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成功的秘诀正在于此。但是必须坚决摒弃任何只讲中国特色不讲社会主义，鼓吹走民主社会主义道路，甚至搞“中国特色资本主义”的主张。否则，我们的社会就会异化变质。
其三，社会主义的最高价值取向不能丢。这种价值取向就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讲发展生产力，区别在于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和结果不同。马、恩说过：人民群众的解放和社会状况的根本改善，“这两者不仅仅决定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且还决定于生产力是否归人民所有”，在新的社会制度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恩格斯还指出在未来新社会中，“结束牺牲一些人的利益来满足另一些人的需要的状况”，“所有人共同享受大家创造出来的福利”。这些说的就是共同富裕。1955年，毛泽东也提出要实行“大家都有份”的“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把不搞两极分化、实行共同富裕也当作社会主义的一条根本原则。1992年他正式提出社会主义本质论，把“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作为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的落脚点和归宿。但是要看到现今我国贫富差距已悬殊到相当严重的程度，如国家发改委2009年一个重点课题提供的数据称，从1988—2007年，收入最高和最低的各10%人群，其间差距从7.3倍上升到23倍。联合国最近公布的世界贫富差距报告显示，中国的贫富差距已位列全球第三。要是不按照中央既定方针下大决心、花大力气扭转这种状况，至少是遏制其发展势头，将导致严重的后果。
其四，共产主义的最终奋斗目标不能丢。老祖宗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论基础上的、关于无产阶级解放运动发展规律的理论，它的真谛是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和专政，建立社会主义社会，接着实现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和思想、政治、文化的巨大进步，最后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这就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最终目的。列宁更是明确指出：我们开始社会主义改造的时候，应当给自己清楚地提出这些改造归根到底所要达到的目的，即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目的。毛泽东在七大报告中也说：我们的将来纲领或最高纲领，是要将中国推进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去的，我们党的名称和马克思主义的宇宙观，明确地指明了这个将来的、无限光明的、无限美妙的最高理想。每个共产党员入党的时候，心目中就要悬着这个明确的目标。邓小平在1985年3月的一个讲话中强调：一定要让我们的人民包括孩子们知道，我们采取的各方面的政策，都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为了将来实现共产主义。他还不止一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名词就是共产主义”。但是多年来，淡化、淡忘了共产主义理想，不仅在人民中，而且在党内，已成为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十七届四中全会《决定》列举党内存在的严重问题，第一条就是一些党员、干部“理想信念动摇”，这是完全符合实际的，也正是党中央为什么要反复强调对全党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的原因所在。老祖宗的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无论是就坚持我国社会发展的正确方向来说，还是就贯彻十七届四中全会精神搞好新形势下党的建设来说，首要的问题就是共产主义的远大目标和崇高理想不能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