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中国经济学发展的显著特点，就是理论经济学研究的空前活跃。这一活跃的境遇，与始于2007年的国际金融危机有着直接联系。理论经济学研究者对这场危机爆发的原因及其影响作了多方面的探索。

　　在危机具体诱因的探讨中，从微观层面上，认为金融自由化是全球金融危机的直接根源；从宏观层面上，认为长期的低利率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是全球金融危机形成的政策基础。也有从短期因素上，认为发达国家出现的资产泡沫迅速破裂是主要原因；从长期因素上，认为危机是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以来全球经济结构、贸易结构、金融结构大调整在金融体系上的必然反映。金融危机肇始于私营部门的金融交易和金融创新，首先爆发于虚拟经济领域。放任与干预的失衡，创新与监管的失衡，实体经济与虚拟经济的失衡等成为危机爆发的重要原因。实际上，导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各种因素并不是孤立的、偶然的。危机爆发的深层原因还在于资本主义基本制度之中。全球性金融危机正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中，基本矛盾不断深化和集中爆发的结果，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内在缺陷与资本积累矛盾运动累积的结果。

　　克鲁格曼因“对贸易模式和经济活动区位的分析”获得诺贝尔奖，也因对亚洲金融危机的预见而享誉世界。2009年的中国之行，他作了“全球经济复苏与中国机遇”和“新格局下的中美经济未来”的演讲，就中国经济发展模式、货币政策、外汇政策、贸易盈余、危机应对、经济转型等问题作了阐述，得出了诸如“未来人们迫切希望这三年是中国转变的关键期”这样的结论。在“后危机时代”，中国对未来国际经济新秩序建设的设想及其在新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成为理论经济学探讨的热门话题。

　　我国经济与世界经济联系的紧密程度前所未有，必然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但随着城市化的加速和家庭消费的升级，中国正处于高速增长的长周期中，加上中央财政以及金融体系相对良好的状态，使得以投资为主的内需在不断扩张，中国并未陷入危机的漩涡。中国制度方面的优势，宏观调控方面的经验，在抵抗国际金融危机时具有一定的相对优势。国际金融危机促使我们加快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加快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处理好市场与政府、宏观调控和微观管制、国内和国外经济、国有和民营经济、虚拟和实体经济、需求管理和供给管理的关系。

　　金融危机沉重打击了以新古典学派为首的宏观经济学和以有效市场理论为基础的金融经济学，从西方主流经济学内部引发反思和批判的浪潮，呼吁对经济学进行彻底变革。在“世界金融危机与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主题下，诸多理论经济学家们提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对于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健康稳定发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当然，我们应该看到，马克思没有研究过完整意义上的国际金融危机，我们不应该躺在马克思的身上，而应该站在马克思的身边，结合新的历史条件发展和创新马克思的危机理论和马克思主义经济学。

　　2009年理论经济学的空前活跃，与新中国60华诞有着直接的联系。对60年中国经济历史的回顾，形成了理论经济学研究，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学理论研究的丰硕成果。60年中国经济建设实现的“惊人的跨越”，大体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界，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前一个阶段是艰辛探索的30年，完成了对旧生产关系的社会主义改造，为社会主义建设奠定了根本的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后一阶段是锐意改革开放的30年，抓住不断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个根本任务，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对不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方面和环节进行全方位深层次的改革，坚定不移地实行对外开放，不断创造出经济社会发展的奇迹。

　　在对60年基本经验的理论总结中，有一条主线，即新中国的经济建设一直以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作为科学指导，紧密结合不同发展时期的经济社会实践，充分吸收现代经济学的有益成果，找到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适合中国社会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经济体制，并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不断发展与完善。理论经济学研究的重要结论就是：世界上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也没有一成不变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我们既不能把书本上的个别论断当做束缚自己思想和手脚的教条，也不能把实践中已见成效的东西看成完美无缺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