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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越新农村

  六七年前,为了接一个横向委托课题,我去了趟绍兴县的马鞍镇。从高速公路下来,车似乎就一直跑在大都市的马路上。路边是鳞次栉比的楼房和工厂,楼旁楼后虽是田野,但不远处便又是密集的楼房。倒是农田,如盆景一般,精致地镶嵌在密集、漂亮的楼房之间。

  浙江的多数农村,就其产业特征而言,早已不再姓农。2001年,浙江农民的总收入,来自农林牧渔的经营收入,只占17.1%;至2008年,这一比重进一步下降到14.1%。浙江农民的工资性收入,2001年占总收入的38.4%;2008年进一步上升到40.1%。作为农村产业基础的农业,早已不再是浙江多数农村的主业,至少已不再是绝大多数农民主要的收入来源。而杭嘉湖、宁绍地区的农村,农业在农村经济中的比重就更低了,一些地区早已降到个位数以下。

  浙江多数农村居民的生活方式,大概也早已姓“城”。早上去工厂或写字楼上班,下班回家做饭或去应酬,晚上一家人围着电视机聊天,有少数人则去娱乐场所消遣。差别当然也有,有人调侃说是,市民住公寓,农民住别墅。实事求是地说,农民住的房子虽像别墅,但里面的设施还是与别墅有本质区别的。

  浙江农村的人口分布,本来就具有高度密集分布的特征。浙江多数平原地区的人口密度,如加上外来人口,一般为每平方公里1000多人,密度最高的温岭市,每平方公里有4000人之多。而按照我国城镇建设用地标准,城区人口密度大致也只有每平方公里一万人。美国大洛杉矶的人口密度不到1000人,而纽约的人口密度也只有1000多一点。可以说,如果用美国大都市区的人口分布来套,浙江绝大多数农村都已进入了大都市区的行列。

  综合产业特征、生活方式和人口密度这三个基本因素,当前浙江的多数农村地区,至少是环杭州湾和温台地区的多数区域,已不能再看作是传统的农村地区。有人说可以看作是都市连绵区,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但显然不够确切。因为都市连绵区是定义一个大的区域的,且包括城市。我现在想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如何来定义绍兴县马鞍镇这样的特定区域。

  在定义这类农村地区的问题没有解决以前,大概在四年多前,我开始使用“城里”、“城外”的概念。我的意见是,在空间结构上,传统的城乡产业分工,已经被“城里”、“城外”的功能性分工所取代。即“城里”以服务功能为主,“城外”以生产功能为主。这一服务功能,包括人居、教科文卫、商贸、行政管理等多个方面;这一生产功能,当然既包括农业,也包括制造业,其中从产业比重上讲,主要是制造业;而从空间角度上讲,当然主要是农业。本文开头提到的绍兴县马鞍镇,显然可以看作是“城外”。

  循着这样的思路,我觉得,当前浙江相当一部分农村地区,事实上已成为城市延伸区,或城市拓展区。在这类农村地区,农业主要是功能性的,不再是一种独立的产业。如果从使用价值角度来判断,则这类地区农业的主要功能,在于生态功能、副食品功能、景观功能、社会保障等方面的作用。

  城市延伸区或拓展区,在产业上是城市的延伸和支撑。他们为城市提供经理人才和产业工人,为城市提供制造业空间,为城市提供生态支撑,而为城市提供食品,反倒已不再是其主要属性。如果浙江城市的农产品消费,仅仅由其周边农村来提供,那么就出现了早在雍正和李卫的通信中就讨论过的一个问题,中国的中西部及山东和东北等地的农产品卖给谁呢?在这类城市延伸区发展房地产业,则是多数地区非常强调的一个发展战略。

  城市延伸区或拓展区,在社会发展上早已与城市紧紧联在一起。杭嘉湖地区由于遭受过太平天国战争的摧残,绝大多数居民是在最近的100多年内迁入的,传统宗法关系比较淡漠;宁绍一带由于近100多年来大量向上海移民,加快了传统宗法关系的解体。这样在社会价值发展上,这些地区的居民就非常容易纳入现代社会轨道。再加上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教育、卫生、文化等的发展水平也相对较高,从而与城市形成了非常紧密的联系。

  城市延伸区当前建设发展的关键,已不再是建设新农村,而是如何推进城市化的问题。我所谓的城市延伸区或拓展区,可以分为两种类型:

  一类是距大都市较远区域。嘉兴已就这类区域的建设发展,做了很好的开题文章,这就是采取“1+X”方式,促进农居向中心镇集聚,他们称之为建设“新市镇”。

  另一类紧邻大都市的区域,应该采取一种“控迁填”的建设发展模式。首先是进行规划控制,以避免日后拆迁的浪费;其次是一部分自然村向中心镇或中心村迁移,这当然必须在农民自愿基础上进行;再次就是根据城市发展需要,在一些区域进行城市化建设,也就是“填”,这也正是目前萧山、余姚、慈溪、义乌等一些地方的城市化发展模式。

  这就形成了一种杭嘉湖和宁绍等人口密集地区特有的城市化模式,即大都市的平面扩张,与当地农村“就地”发展为城市,双双并重推进的城市化模式。即城市化由一种“点”状的扩张过程,成为一种“面”状的“垂直生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口密集导致要素密集,要素密集导致交易成本较低,这样再加上其他的激励与约束因素的共同作用,工业和服务业要素较快地“挤走”农业要素,原先的农村地区逐渐演变成为城市地区,形成了一个“就地城市化”的演变过程。

  中国各地的建设发展,由于各地独特的个性,向来各有其特殊性。随着浙江经济发展水平大幅高于全国,这种区域特殊性就愈加显著。浙江一部分农村区域跨越新农村阶段,直接进入城市化发展阶段,正是这样的一种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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