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浙江产业集群异军突起，对浙江产业竞争力的提升起到了关键性作用。浙江从资源少、土地少、资本少与基础弱的省份，迅速发展成为制造业大省、市场大省、资本大省与经济强省。进入21世纪后，资源、环境、市场等因素的制约日显，浙江经济发展转型更显迫切，其关键在于传统产业集群的升级转型。

　　浙江产业集群发展面临的问题与困境

　　传统产业集群的低成本竞争优势渐失。以劳动——资源密集型产业为主的浙江传统产业集群，主要依靠价格竞争得以生存发展。由于产业集聚的外部效应，弥补了企业规模效益的不足，使浙江的传统产业能形成合力，并得以迅速发展。但进入本世纪初以来，随着浙江土地资源、资源要素稀缺、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环保因素的制约，产业的低成本竞争优势式微。另一方面，随着西部大开发、中部崛起，传统产业因进入门槛低，中西部地区利用其资源优势、土地优势、低劳动成本优势与政策优势，传统产业集群迅速崛起。在浙江传统产业集群比较优势逐步丧失的条件下，浙江传统产业开始不断向中西部转移，这更加快了浙江传统产业比较优势的流失。

　　传统产业集群内企业竞争过度，影响企业效益。由于浙江传统产业集群多为中小企业在同一产业内集聚，企业数量众多，企业间竞争过度，基本上依靠价格竞争来取胜。长期以来，浙江集群内的产品销售毛利率不到10%，这也造成多年来浙江制造业的增值率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如果考虑到传统产业集群的工业企业用地有政府补贴，甚至不少小企业借用自己住房，劳动者工资与福利低廉，以及其他未统计在内的环境成本，不少传统产业是在亏本运行。

　　传统产业集群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难推进。由于集群内的企业低价竞争，企业留利普遍偏少，中小企业无力投入技术研发，企业为尽可能节约成本，也不愿投资进行技术创新。同时，集群内的技术溢出效应极为明显，技术与商业信息非常容易在集群内扩散，知识产权保护难，因业内企业数量过多，难以形成企业联盟或技术合作，因而技术研发成为高风险投资，“搭便车”成为业内普遍心态，模仿而非创新成为传统产业集群的一大特点，在这种环境下，企业更不愿意投入研发。因而，长期以来，浙江传统产业的技术创新难以推进，产业结构难以升级。

　　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变及其问题

　　上世纪90年代末以来，浙江不少产业集群产业组织开始出现演变。主要表现为：经过20多年的发展，产业集群内一些大中型企业脱颖而出，群内的竞争格局、企业的分工协作与竞争出现变化。但另一方面，浙江产业集群的演变也带来了一些负面影响，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企业差距拉大，小企业生存难度加大。2008年浙江人均GDP突破6000美元，在全国省区中率先进入工业化发达阶段，在这一阶段，大企业的作用与地位将得到明显上升，企业间的差距将扩大。实力较强的企业充分发挥规模效益以及与政府较密切的关系，通过纵向一体化、横向兼并与多元化发展，使竞争力进一步加强，而小企业的市场空间萎缩，生存难度加大。

　　地区差距与城乡差距拉大。地区间同样出现马太效应，大企业成长后，对技术、人才、交通、市场的要求度提高，乡镇或落后地区的环境已不能适应其发展的环境需要，企业不断向大城市转移，从而对当地经济造成冲击。近年来，浙东北与浙西南的差距不断拉大，温州、台州有越来越多大中型企业总部向上海、杭州、宁波等中心城市转移，未来这一趋势还会加强。这也导致浙东北与浙西南两大区块的人均GDP差距不断拉大。同样，近年来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继续扩大。

　　专业市场面临空前的生存危机。企业达到较大的规模后，企业的内部交易越来越多地取代专业市场的交易，原有的业内水平竞争与分工协作模式被打破，在集群效益下众多中小企业经营外部化形成的专业市场首当其冲，发展前景堪忧。而现代物流业的发展以及电子商务业态的变化，更加剧了这一趋势。专业市场的衰落将直接冲击集群内众多依赖专业市场的小企业。

　　专业化分工协作走向不平等。中小企业间的水平竞争与分工逐步被大企业的内部化交易或小企业对大中型企业的依赖所取代，中小企业的生存将越来越取决于大企业，大企业通过对市场、信息、技术、原材料与人才保持一定程度的控制，形成对产业链的垄断。竞争对手容易受到排斥，而被纳入协作体系中的小企业容易受大企业的盘剥，大企业通过这种对协作圈的支配权以获取高额利润。

　　企业集聚的外部效益减弱。由于规模较大的企业向中心城市的工业园区转移，专业市场衰落，原有集群出现裂变。而工业园区政策性强、市场性太弱，只是片面地通过地价优惠引进各种大企业，没有从产业链的角度引进企业，对小企业进区则加以禁止或限制。企业与产业布局的这种特点使原有的块状经济或产业集群出现了新的变化，中心企业与协作企业出现地理分离，企业集聚度降低，加之专业市场地位的下降，产业的集聚效应也趋于下降。

　　构建先进的产业组织、促进传统产业集群转型

　　在新时期促进我省传统产业集群转型成为当务之急，而产业组织优化是促进产业集群升级的核心。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引导我省产业组织的调整与升级。

　　政府产业政策的重心要从产业结构调整转向产业组织优化。政策偏重产业结构调整容易造成低效率与市场竞争不平等。欧美发达国家的产业政策重在防止大企业的垄断妨碍市场竞争。浙江应相反，产业组织政策重点要抑制中小企业间的过度竞争与不公平竞争。

　　促进产业集群的技术创新。加强知识产权与品牌保护，鼓励规模企业加大研发，引进人才、购买技术与设备、开发新产品；通过设立专门技术研发基金，引导业内企业投资合作，进行行业共性技术研发；加强从区外引进高端产业，通过合资合作，扩大技术溢出。

　　引导专业市场变革。从市场业态转变与全球化扩展两方面推进现有专业市场的变革。一要加快市场的产权结构改革，建立市场开放式的股权结构；二要抓住信息化、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机遇，促进专业市场向工业超市、网上市场发展；三要高度重视经营地域扩展的作用，促进专业市场向跨区域乃至跨国市场发展。中国小商品城在这方面可以为我省市场的发展变革提供有益的经验。

　　构建合理的大中小企业协作体系。借鉴台湾经验，推进中心——卫星体系的建设。首先要将中卫体系的建设与工业园区相结合，将中心企业与密切协作的中小企业集聚在一个园区内，以实现体系内协作的零距离。像宁波慈溪的宏一集团，即通过配套企业的园区集中实现了协作的零距离、产品的零库存；其次要促进企业间以股权、品牌为纽带，形成体系内的紧密协作圈，保持体系的稳定；再者要鼓励企业间更多地以中长期契约的形式加强协作。在高科技企业中大力推行双中心的中卫体系建设，以研发企业为体系副中心，使其成为体系内的技术研发中心。

　　加强园区的规划建设与产业链配套。加强规划，加大现有园区的整合，形成梯级的工业园区，促进发达地区的传统工业向浙西南地区园区的转移；改变目前园区建设开发的官营形式，更多地采取官方指导、民间经营方式，进行市场化运作；重视产业链的配套，突出园区的行业特性，引导大企业及协作企业的集聚，改变园区引大限小的现象，降低园区小企业进入门槛。

　　推进行业协会的建设，加强立法，保护中小企业利益。鼓励发展中介服务机构和行业协会、商会，为各类企业提供信息、制定技术标准、保护知识产权、制定竞争规范。制定中小企业保护法，保护中小企业的利益不受侵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