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配是联系生产与消费的中间环节，既会反作用于前面的生产，又制约着后面的消费。因此，分配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甚至还是个政治问题。分配不当，要么是带来平均主义，要么是带来贫富差距过大。在当前中国，尤应注意的是贫富差距过大。

　　贫富差距过大同劳动积极性成反比。现在人们很喜欢把生产比作蛋糕。一些领导言必称“把蛋糕做大”，当然，把蛋糕做大是好事情，可是别忘了在蛋糕做好以后，紧接着就有个切蛋糕、分蛋糕的事情。如果分配不公，辛辛苦苦做蛋糕的人只分到一点点，那做蛋糕的人会有生产积极性吗？他没有了积极性，下次靠谁做蛋糕呢？他没有了积极性，蛋糕产量会上去吗？

　　贫富差距过大同道德水准成反比。道德属于意识形态，是以经济为基础的。因此，道德是有层次高低之分的。我们提倡“穷且益坚”，提倡“人穷志不短”，这都是应该的；可另一方面呢，现实中“人穷志短”也是难免的。贫富差距过大的高端和低端都会带来道德滑坡。有些富人之所以骄奢淫逸，既是因为他们太富，也是因为他们钻了有人太穷的空子。

　　贫富差距过大同人们的迷信程度成反比。当前的迷信盛行从一定程度上说是贫富差距过大带来的。穷了，没钱读书。没钱读书，缺乏科学知识。没钱看病，又缺乏科学知识，只有求神灵保佑。钱多的人，多得发愁，生怕出什么意外，求神灵保佑。如果钱的来路不明，成天提心吊胆，更要求神灵保佑。当然，穷富拜神灵的投入是不一样的，富人的迷信程度大于穷人。

　　贫富差距过大同犯罪率成正比。道理很明显，马克思把它称为草屋与大厦之比，学人把它叫隧道效应。贫富也一样，差距不大，和睦相处；差别一大，富者嫌贫，贫者仇富，犯罪现象增多。今天的犯罪率居高不下，很大一部分是由贫富差距过大造成的。

　　贫富差距过大同群体性事件发案率成正比。毋庸讳言，凡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对抗性矛盾。可这对抗性矛盾又往往同分配不合理有关。邓小平在20世纪90年代多次从政治上谈论分配问题，并把分配问题同社会矛盾联系起来。他严肃指出：“分配问题，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我们的政策应该是既不能鼓励懒汉，又不能造成打‘内仗’。”邓小平提到了“出问题”、“打‘内仗’”，难道这还不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吗？

　　积重难返也得返，积重难返也能返。在分配问题上，当务之急是——

　　改革初次分配。初次分配差距过大，用再分配来弥补就是扬汤止沸了。在初次分配中要坚持劳资两利，纠正长期存在的“资高劳低”现象，提低、扩中、降高。资方不能不顾一切地追求最大利润，要以人为本，把公平放在第一位。再有就是，分配上要缩小行业间的收入差距，按反垄断法来约束垄断行业的过高收入。

　　调整税收。提高所得税的税率。请高收入者放心，提高了所得税以后，高收入者还是高收入者，只是不过高罢了。增设赠予税、遗产税。老实说，“举家入狱”的出现，同不征遗产税有关。有了“老子发财儿富翁”，必然带来“老子犯罪儿混蛋”的恶果。

　　加大反腐力度。要杜绝灰色收入，打击黑色收入。官员收入既要申报，也要公开。白色的、灰色的、黑色的都公开。只有公开，才有办法监督；也只有公开，领导干部在拿不义之财时才会皱眉头。尽管这样做并非万能，但总比只申报而不公开强万倍。公开收入是在政改上迈出的一小步，公开收入是与国际接轨的一个小小的通道。小则小矣，可是，如果加上“公开”二字，官员的犯罪率将大幅度下降，执政党的地位会夯得牢固而又牢固。

　　分配不是小问题。分配是个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