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化的高速发展期一般处于工业化加速阶段，即从工业化初期向工业化中期迈进的时期，也就是所谓的“同步城市化”。此时，随着工业化的加速，城市化的速度也加快。据测算，发达国家在整个工业化中期，工业化与城市化的相关系数极高。1841—1931年间英国为0.985，1866—1946年间法国为0.970，1870—1940年间瑞典为0.967，整个发达国家为0.997。工业化在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城市化的“发动机”。

　　滞后城市化

　　为避免城乡对立和“城市病”的发生，政府采取种种措施来限制城市化的发展，结果不仅使城市的集聚效益和规模效益得不到很好的发挥，而且还引发了诸如工业乡土化、农业副业化、离农人口“两栖化”和城镇发展无序化等“农村病”现象，也就是“滞后城市化”。

　　改革开放前的我国城市化就是突出代表。1980年世界城市化水平为42.2%，发达国家为70.2%，发展中国家为29.2%，而中国城市化水平仅为19.4%。从城市化与产业结构的关系看，我国城市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1996年我国城市化率与工业化率之比仅为0.69，远低于该比值1.4-2.5的合理范围。这说明我国城市化的滞后，也表明工业化过度地孤军深入。

　　过度城市化

　　如果城市化的速度大大超过工业化的速度，城市化主要是依靠传统的第三产业来推动，甚至是无工业化的城市化，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少数大中城市，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的步伐赶不上人口城市化速度，城市不能为居民提供就业机会和必要的生活条件，农村人口迁移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职业转换，就会造成严重的“城市病”。这就是专家所称的“过度城市化”。

　　过度城市化形成的主要原因是二元经济结构下形成的农村推力和城市拉力的不平衡，而政府又没有采取必要的宏观调控措施。相当数量的发展中国家基本上是这种城市化模式。如墨西哥的工业化与经济发展水平远远不如发达国家，但1993年其城市化水平已达74%，明显高于同期瑞士的60%、奥地利的55%、芬兰的62%和意大利的67%。

　　逆城市化

　　在城市化的后期，由于大城市城区人口过于密集、就业困难、环境恶化、地价房租昂贵、生活质量下降，引起人口向环境优美、地价房租便宜的郊区或卫星城迁移；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兴产业的发展，带动了城区人口的外迁；交通、通信的现代化大大缩短了城市与郊区的时空距离等原因，出现了人口尤其是大城市市区人口郊区化、大城市外围卫星城镇布局分散化的趋势，也就是专家所称的“逆城市化”。逆城市化的倾向主要发生在20世纪50至70年代城市化水平很高的发达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