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便是人们的本性，也可以说是经济学的一个基本命题。所谓方便，实际就是以较少投入取得较大产出。十四世纪英格兰的一位修士，说过一句被后世称之为“奥卡姆的剃刀”的名言，可以认为是对方便的简约定义，“如无必要，勿增实体”。1949年，一位叫齐普夫的美国社会学家发表《人类行为与最少努力原理》，指出人们是以力争付出最少努力的方式行事的。

　　自然界也有“方便”准则。19世纪的一位爱尔兰数学家，提出了“最小作用量原理”。这位数学家证明，物体是在可能造成的“作用量”中，取最小的一个完成其相应运动的。科学家们指出，自然界永远选择最短、最简单的道路，趋向简单而避免复杂。

　　人类社会与大自然的最大不同点在于，人是有情感的，人世间具有太多的不确定因素和选择准则。因此，如果方便成为一个“主义”，即不管时间、场合、缘由，一味贪图方便，就有可能出问题，甚至是大问题。有时方便导致的总成本，会在时间进程中大大超过导致带来的总收益。尤其是为了方便而“无法无天”的时候，肯定将导致空前绝后的大灾难。

　　当今中国几乎是一个习惯于讲方便的国家。比方说办一件事，国人的习惯是先找熟人，这使得中国几乎成了“关系社会”。又比如说对于债权债务，一位非常有名的企业家曾对他的部下说，债权急催，债务慢还，因此，当今中国的“杨白劳”远比“黄世仁”日子好过。再比如对待农民工子弟的义务教育，也是先把他们排斥在当地之外再说。至于贪图方便形成的对于细节的不讲究，几乎成了杭州人的行为规范，这于是有了杭州人的一句口头禅：“又不要紧的”。

　　方便主义的诱惑很实在。方便的收益是即时的、直接的、确定的，成本则是远期的、间接的、不确定的。如对于专利的侵犯，侵权人很开心、很方便地取得了较大的即期收益。对于被侵权人，有时直接的损失甚至也不一定非常巨大。至于社会，这种后果是分散的、长期的，或许若干年后才显现。正是由于这些原因，相当一些人乃至整个社会，对于方便主义的后果总是有一种侥幸投机心理，内心深处总是存在着“我死后哪怕洪水滔天”的潜意识。

　　方便主义的后果很严重。风生于青萍之末，由于方便而产生的各种成本，将在岁月消逝中逐渐累积，一定时间后必将产生崩发性的重大经济社会问题。1912年英国泰坦尼克号巨轮建造者贪图方便，减少救生设施，导致1500人死亡。再如我们当前存在着严重的诚信缺失，如不予以根本改变，中国经济社会终将出现难以解决的较大问题。

　　方便的底线在于，当方便形成的总收益，低于方便导致的总成本时，这个方便就是不可取的。早在两千多年前，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指出，“正义虽然不便利，但却是缺之不可的”。为了约束人们的行为，避免巨大的经济社会成本，人们制定和形成了法律道德规范，其直接效应就是限制人们的方便，这看上去似乎增加了即期成本，然而却增加了社会的长期收益，有利于社会长期发展。

　　今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而在100多年前，清皇朝完全有可能延缓自己的覆灭，当然也只是延缓而已。用我这篇文章的逻辑理解，是清皇朝贪图自己的即期方便，更快地葬送了自己。有人可能会说，以封建皇朝的本质，是不可能推进改革的。可是英皇室1689年能接受剥夺其赋税权的《权利法案》，日本明治天皇能在1868年以后接受“富国强兵，殖产兴业”的维新政策，为什么独独清皇朝就不行呢？其实就清皇朝而言，总是视新思想为大敌，总是觉得旧体制能够延续下去，总是企图在不实行相应改革的前提下，维持爱新觉罗家族的长期利益。正是源于方便主义的思想和行为，让我们看到了一部不堪卒读的中国近代史。

　　任何一种社会行为意义上的所谓方便，都应有个大致的底线，任何底线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能逾越的。短期看，突破底线很方便很愉快，守住底线很费力很迂腐；然而长期看，为逾越底线而支付的代价有可能是毁灭性的。突破方便主义的种种诱惑，加快建立现代法治社会，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应该是当今中国面临的一个艰巨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