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

——庆祝中国共产党诞辰九十周年

　　梁建成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这是无数事实证明了的真理，我已届满八十周岁，经过了改朝换代的新旧两个中国。现在用我的亲身经历来回答这三个问题。

　　一、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我生于一九三一年,在旧中国生活了十八年,知道旧中国的苦，新中国的甜,共产党最好,毛主席和毛主席为首的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最亲。旧中国国弱民贫,穷人占绝大多数，田地房屋掌握在地主和大富人家的手里。穷人们要想获得生存，就必须向地主老爷们租佃田土来耕种，租佃房屋来居住。我祖居农村，世代务农，出身赤贫。在旧中国生活的十八年是极其艰辛的。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社会环境险恶，生存环境极其恶劣：

　　一是，水旱灾害连年不断，粮食连年减产，甚至绝收，穷苦的农民们叫苦不迭，地主的地租是分厘不能少的。穷苦农民们为了生存，就不得不向地主和大富人家们借高利贷，当时的利息高得惊人。在大小春粮食青黄不接时向他们借粮,大小春粮食收割后就还的短暂时间(大约一个月左右),借一斗粮食要还一斗五升(当时一斗是五十斤),穷苦的人们周而复始,年复一年的向他们借粮，越陷越深，负债越来越多，若借债的人死亡，就父债子还，这种“阎王债”是祖祖辈辈也永远还不清的。穷苦的人们，在那“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世袭时代，要想摆脱这种困境是永远不可能的。因为，穷人们生下来就是富人们宰割的对象，我家是有11个人口的大家庭。就因无粮养活的原因，很快就家破人亡，全部解体了。祖父只活了32岁，我12岁时，45岁的父亲就离我而去，不几年祖母、哥哥和小妹也先后死去了。为活着6人的生存，母亲决定将4个年幼的姐姐，先后找个婆家“嫁”出去(童养媳)，这样家里就只剩下我母子两人。12岁的我就成了家里的“顶梁柱”，我们五更起床半夜眠，出工收工星满天，风里雨里干活去，脸朝黄土背朝天的拼命干。可是连年灾荒粮食减产，地租一交粮就全完的日子无法摆脱。真是孤儿寡母解放前，日子难过梁建成，年年月月肚子饿，大年三十不烧锅。当时，我们穿的千色补丁衣，吃的腐烂猪狗食，盖的破烂十八团，住的低矮破茅屋，天上下大雨，屋内下小雨，天上已停雨，室内仍下雨。在我们的生活已陷入绝境的情况下，地主们仍然加租加息，如无粮钱及时交清，他们就收回土地、房屋逼你搬家。当时，穷人们搬家是极其痛苦的，是含着眼泪往外搬，不像现在是“以人为本”的“居者有其房”的惠民政策，是越搬越好的“乔迁之喜”。例如，我们现在的重庆市主城和各区县,已建成和快要建成的保障性住房一片片,商品房也很多，高中低档房随你选,市民住起来安居乐业,人人舒心,何乐而不为呢？那时穷人们“上无根草之天，下无插针之地”，搬家是个大问题，每搬一次家损失巨大，粪池里的粪水无法全部担走，来年的肥料就更加缺乏，影响粮食产量。所以穷人们一般都会“忍气吞声”地选择接受地主们加高租、高押、高息，以求有一个“稳定”的家，非万不得已穷人们是不选择搬家的。实在逼得走投没路时，就去住岩洞、宿露天。母亲领着孩子们曾多次在别人的屋檐下过夜。当时我们穷人的命运是极其悲惨的。

　　再是，国民政府的乡镇保甲长们手持棍棒，肩挂长枪，横行乡里，穷凶恶极，为所欲为地欺压人民，迫害劳苦大众。他们拉丁、派粮、逼款。他们随意骂人、打人。逼死人、打死人的事，是时有发生的。我目睹一位姓王的农民大哥，被活活打死的惨剧。

　　其三，国民党政府是为上层官僚阶级服务的政府,视广大人民群众如草芥,无论是水旱灾害,还是疫病流行,他们都是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任其疾病流行、传播。如当时的伤寒、霍乱等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是时有所闻。1942年至1943年，我们那个地方伤寒流行，几乎每家每户的人都病倒了，当时人们称之为“鸡窝寒”，穷苦的人们由于无钱医治，家家户户都是抱着“过拖”的态度，拖好了就好了，拖死了就是“命”该绝。当时那次伤寒流行死亡的人数不少，有的家庭甚至全家死绝。真是惨不忍睹，天天都看见这个村、那个村在埋死人的情况，不像今天以“以人为本”的党和政府，是“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2003年世界上多国流行非典型肺炎，当时我国非典流行也很严重，由于有党和政府“以人为本”的关怀政策，中央下了很大的决心，采取举全国之力，上下一心要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扑灭非典。抗击非典重中重，人财医药很充分，中央督察派各省，不获全胜不收兵。抗击非典最前沿，白衣战士当尖兵，吃住都在医院里，舍生忘死救灾民。传染病法管非典，非典之战必动真。众志成城抗非典，全国人民总动员，飞机车船都消毒，室内室外空气鲜。中央军委命令下，顶尖医护聚京城，军民合力抗非典，万众一心保安全。抗击非典重科研，专家教授压重肩，白天黑夜在奋战，科学攻关要争先。国际合作灭非典，中国灭疫不孤军，世界科研共享用，我们的朋友布满天。战无不胜华夏人，攻无不克炎黄孙，同舟共济各民族，团结胜利是我们。由于中央重视，全国同心协力，从当年的四月份开始，仅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就告别了非典这个病魔，感染者全部治愈出院，真是一个人间奇迹。如与我儿时的那次伤寒相比，真是：昔日疫病无人问，政府服务最上层，黎民百姓如草芥，根本没有生存权，听天由命不由己，村村寨寨埋死人。今天非典一闪过，社会不同换了天，中央关爱老百姓，公仆真诚为人民，中央地方战非典，不力官员丢前程，集中全国大优势，百天之内灭疫情。这是我国有史以来，只有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正确领导下的今天才能办得到的。

　　其四，我眼中的旧中国，由于政府无能，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市场上卖的商品少得可怜，不少商品都带有一个“洋”字。如当时的棉布叫“洋布”，煤油叫“洋油”，布伞叫“洋伞”，轮船叫“洋船”，就连火柴也叫“洋火”，大街上偶尔出现的一辆自行车，人们惊呼为“洋马儿”……由于商品奇缺，加之不法商人屯集聚齐，再加国民政府滥发钞票，由法币到金元卷，由金元卷到银元卷，不管花样如何变化，仍然控制不住物价的飞涨。当时是民怨沸腾，民不聊生，早晨能买一头牛的法币，到晚上就只能买一根针了，到了第二天就成了一张废纸，花花绿绿的抛得满地都是。老百姓被迫改成以物易物的“物物交换”，用粮食换棉布，用鸡蛋换食盐……前清时期的小钱、铜元、还有什么“袁大头”(银元)等等通通成了当时的“货币”。

　　其五，国民党本来就是一个腐败的政府，特别是临近垮台的那几年,政治更加腐败，贪污盛行，社会上人际关系紧张,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偷盗抢劫成风，土匪进屋杀人放火，谋财害命，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越演越烈。还有，地痞流氓，封建把头，贪官污吏，以及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交织在一起。他们内外勾结欺压百姓，社会秩序极其恶劣，人民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生命财产没有安全保障。

　　在那暗无天日的旧中国，一年四季雾茫茫，长更黑夜天不亮，穷人天天盼着出太阳，天天盼着共产党。正当我们奄奄一息的时候，1949年11月27日的这一天，天亮了。救星共产党、毛主席派来了亲人解放军，解放了我的家乡——涪陵，推翻了黑暗旧社会，穷人翻身了。解放后我和广大的穷苦人们，由一个被压迫者，一跃成为新社会的主人，多么高兴，多么开心啊！共产党、毛主席的大恩大德，我们穷苦人们是难以报答的。当时我们用发自肺腑的声音，一遍又一遍的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以上这些事实充分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共产党推翻了国民党统治的旧中国，建立了崭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改朝换代了。此次改朝换代,不同于以往历史上的任何一次改朝换代,以往历朝历代的改朝换代,都是统治者们“换汤不换药”的改个国号、换个旗帜而已，而广大的劳动人民仍然照旧受苦、受穷、受压迫、受剥削。而这次的改朝换代，是要革掉剥削阶级的命，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不合理的“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社会制度”，要使广大人民群众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是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所决定的。

　　解放后首先的一项工作，就是要向人民群众展示党和政府的光辉形象，使人民群众真正认识到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政府，千真万确的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当时。一批批的老共产党员、老干部、工作队深入城市和乡村，他们就是党和政府的化身，用自己工作的实际行动，出色地创造了社会清廉，风气正，视老百姓如亲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军民一致，官兵一致，上下一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大家都亲热地称呼叫同志，称呼老百姓叫大爷、大娘……人民解放军和地方干部(工作队)在老百姓的眼里丝毫没有那种旧官兵、旧官吏的感觉，旧中国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八面威风的官老爷们压迫人民、剥削人民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新中国人民是国家的主人，解放军是人民的子弟兵，共产党员、党政机关的工作人员是人民的公仆。无论是解放军还是地方干部，无论是大干部还是小干部，都是平易近人、和蔼可亲。党群关系、干群关系、上下关系、军民关系如鱼水，非常融洽，受到了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欢迎。因而，顺利推动和开展了新中国开局的各项工作：

　　在全国，党和政府采取多种措施控制住了飞腾暴涨的物价，取消了“以物易物”等为货币的交易。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1952年全国的国民经济状况就根本好转了，物价完全平稳了。

　　在农村，经过减租退押、征粮清匪、反霸肃特和土地改革等工作，少地无地的人们分得了属于自己的田地和房屋，打倒了封建地主和国民党的乡镇保甲，建立了新生红色政权，改天换地了。

　　在城市，通过城市改革和“三、五”反运动，把“五毒”(贪污、浪费、官僚主义、偷漏税收、行贿受贿)和横行霸道、弱肉强食、尔虞我诈、偷盗抢劫、卖淫嫖娼、吸毒贩毒等丑恶现象一扫而光；把地痞流氓、封建把头、敌特残余份子和危害一方的黑恶势力通通扫得干干净净，在新生红色政权的领导下，换了人间。

　　解放后，共产党仅仅用了短短的两年多时间，就把国民党留下的那个烂摊子社会治好了，社会秩序空前良好，人民安居乐业，中华民族几千年来人们盼望的“耕者有其田，居者有其房，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美好夙愿已经变为现实。人民群众是多么的开心，多么的高兴啊！全国人民发自肺腑的声音，高呼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万岁！万万岁！！！

　　二、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1、国民经济的恢复时期

　　从建国后的1949年至1952年，这短短的不到三年时间，由于党和政府在各方面做了大量的有实效的工作，到了1952年国家的财政经济状况就根本好转了，物价就完全平稳了，人民安居乐业了。广大农村的农民们第一次在属于自己的房屋里居住，属于自已的田地里耕作，心里乐滋滋的，幸福感由然而生，劳动积极性空前高涨，由于精耕细作，合理施肥，加强经营管理，52、53连续两年粮食获得大丰收，农民们欢天喜地将所产粮食除了少量的农业税以外全归自已。且在房屋周围打扫得干干净净，连阴沟里面的深藏的老黑泥，都挖了起来担在自已的田地里作肥料，环境卫生大变样了，犬吠鸡鸣之声不绝于耳，一派兴旺景象的农家新风。

　　2、“一五”时期

　　在三年的恢复时期取得巨大成绩的基础上，国家从1953年起开始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每隔五年为一个时间段，1953年到1957年是“一五”时期。“一五”时期国民经济发展得非常顺利，可以说叫做又好又快。在城市，工人们充分发挥了领导阶级的主人翁作用，所有工厂、所有机器开足马力，加速生产。无论是重工、轻工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供应市场的商品日益增多，物价稳定。在农村，农民们在农忙季节已经感到组织起来相互支援的重要。开始由换工互助到成立互助组，由互助组到农业生产合作社(初级)，由初级社再到高级社。农民们的生产热情一浪高过一浪，粮食连年增产，国库的粮食也日益增多。现举当时边远山区的彭水县的实例,1949年全县的粮食总产量不足一亿斤,当时由于人都没有粮吃、哪有粮来养猪？养猪的农户廖廖无几。到了1957年粮食总产量“破天荒”式的达21450万斤,比1949年翻了一倍半以上。生猪存栏数达到17.1万头,家家户户都养有生猪。由于粮多、猪也多了。当时农民们兴高采烈地说：“粮多、猪多；猪多、肥多；肥多，粮更多”。的确如此，“一头猪就等于一个小肥料工厂”。一个县的情况如此，在全省全国也是如此。

　　三、只有坚持科学发展观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

　　在解放后短短的七八年时间内,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绩,让人们感到欣慰和鼓舞。在全国国民经济一派大好形势面前，为了更快地发展我国的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总之一句话尽快地把我国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先进的工业国，并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在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方面超过英国赶上美国(开初说是用25年，最后就变成15年、乃致7、8年了)。使中国人民过着幸福美满的生活。这种愿望无疑是正确的，但是由于刚刚开国不久，新中国是在旧中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穷二白、基础差，底子薄，在尚不具备快速发展的条件下，错误地发动了1958年的“大跃进”运动和“人民公社”化运动，在这两场史无前例的劳民伤财的运动中，我们做了很多错事、怪事和蠢事，人民群众真是吃尽了苦头，如大办人民公社，本来一个乡少则几千人多的万数人,几个乃至十多个大队的财产，全部一下子合并到一个公社里，无论集体的、个人的，还是社员们私人的耕牛、农具、甚致锅碗瓢盒都归了公社,“共产风”把所有东西都收归公社所有。无论男女老少，进了公社门就是公社人，干不干每月两块半(工资),出门一条龙、做活一窝蜂、分粮一杆称、大家一样富和穷。天天杀猪宰羊、打糍粑、敞开肚皮吃饭、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当时，说“这就是共产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可是“好景”不长，没过多久粮食就搞光了……1958年本是风调雨顺,粮食是大丰收之年，但是由于全民上山大办钢铁,粮食烂在坡上收不回来,因而丰产了并没有丰收。回忆彭水县当年最后估产的粮食总产量为31800万斤,比1957年还多7320万斤,后来人民群众没有饭吃完全是“瞎指挥”造成的。

　　“大跃进”运动是既不尊重科学,又不讲实事求是，形成了很多不正之风，首先是计划上的层层加码的高指标，由于高指标带来了粮食的高估产和反瞒产，由于高估产和反瞒产,征购了人民群众的过头粮。那时，从上到下都是“一言堂”，要是有人有不同意见，那就是“右倾”或是“右倾机会主义份子”，阶级斗争是相当残酷的，不少干部是“光荣上台，斗争下台”，受到了极不公正的待遇。

　　大跃进期间地委的一个部长带领一个工作组,在火石垭公社搞“共产主义是天堂,社会主义是桥梁,公共食堂是心脏”的共产主义试点,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他们发动群众种小麦,他们以下种子的多少来推算产量,说一亩地下种子越多产量越高,他们一层种子一层土,再一层种子再一层土,……种后等到他们秋后的大丰收的喜讯还未到来,社员们已开始在地里“拔苗助长”了(因为下的种子太多、太厚、太密生不起来);再是工作组把社员家里的生猪集中起来搞所谓的“万猪场”，由于管理不善造成了生猪的大量死亡。

　　当时开展的那些“大办”如大办钢铁、大办交通、大办水利等等都是把人们组织成军事化、生活集体化、作风战斗化，把人们按性别、年龄分成为罗成连(青壮年)、黄忠连(60岁以上的老年人)、穆桂英连(年轻妇女)和少年儿童连。真是全民“一窝蜂”式的挖矿、炼铁、杀树子、搞小高炉和大窑炼铁。

　　再是，搞居民点凡是住在山上的居民，非要搬家至交通沿线搞所谓的居民点,山上的房屋全部折掉,再搬到山下集中居住,社员们意见很大.一次,鹿角沱区河水暴涨,公社的食堂在河对岸,社员们只有饿着肚子等着河水消下去。

　　大跃进运动从上到下，刮起了一股又一股的“撤职风暴”,上一级有权撤下一级的权，走一路撤一路,撤职的理由很简单，说你“右倾,没有干劲”。在这股撤职风暴中,很多老百姓本身就没有职务也被撤了“职”,如彭水县下岩西公社修公路,县委的一位工交部长,在一个深夜的晚上，带了一帮子人突击检查公路工地，贯彻县委：“要早出工、晚收工、灯笼火把再干三点钟”的指示，发觉民工们休息了，于是这位部长就把“撤职权威”拿了出来：立即宣布“撤了全体民工的职”，这位部长天快要亮时又返回了这个工地，发觉民工们仍在睡觉，这位部长当时雷霆大怒：说“你们为什不出工”！民工们回答说：“部长我们的职你都撤了，我们就只有耍了”。这种哭笑不得的“撤职”事件,当时还时有所闻。

　　“大跃进”运动中这些盲干、乱干、瞎指挥的错误，乱采、乱挖、乱伐树木，生态环境被破坏，使人和自然不能和谐相处,长达三年之久的天灾和人祸是大自然对“瞎指挥”的人们的一种应有的惩罚,教训是深刻的。

　　从上述事实充分说明只有坚持科学发展展观，才能更好更快地发展中国，才能不断地改善人的生存环境，才能使人和自然和谐相处，才能不再重犯“盲干、乱干、瞎指挥”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