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问题的提出

　　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是一个具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和理论价值的命题。在现象层面上，有效性问题产生于基层党务工作者和职能部门的直观感受。多年来，借助各级党委大力推动，基层党务工作者不断探索创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取得很大进展，成绩显著，但方方面面仍然指出了许多不够满意的地方。比如，“内需力不足”，“组织稳定性不足”，“边缘化倾向”，“党员主体意识淡漠”，“支撑保障力欠缺”等。所有这些讨论的目的在于说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是一个重要的课题。这个问题抓准抓好了，才能使执政党的基层组织和相应的党建工作真正与时俱进，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条件下，有效发挥作用。

　　非公党建工作有效性，包括“组织有效性与工作有效性”和“目标有效性与手段有效性”这两对范畴，以及“组织的目的有效性、组织的手段有效性、工作的目的有效性和工作的手段有效性”这四个维度。

　　两对范畴明确之后，还需要对四个有效性维度的内涵加以界定。

　　1.“组织的目标有效性”。所谓“组织的目标有效性”是指党建工作在建立和建设党组织本身方面取得的成效，强调的是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组织特性及其质量。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中，可以发现“组织的目标有效性”的一系列表征。比如，党组织从无到有，从党支部到党总支的发展，非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的人数和持续成长，党组织渗透和融入企业组织的程度，以及党组织延伸组织的发展程度等，都反映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运作、维系和发展党组织方面取得的成效。

　　2.“组织的手段有效性”。所谓“组织的手段有效性”是指党组织为了实现自身的运作和发展，建立和运作其他组织所显现的成效。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活动，必须依托企业本身的组织，包括行政机构如职能部门，治理机构如监事会，利益群体组织如职代会和股东大会等，这方面的工作做好了，对于开展党的工作，可以产生积极的效应，增强党组织的影响力和战斗力。但这些组织机构本身是依附在企业之上的，其功能定位、资源来源和运作逻辑都同市场逻辑和企业要求有着密切的关联，因此在企业内部，这些组织的功能性更强，运作更实在。党务工作者在建设和运作这些组织时，需要有明确的党的意识，适当地把党组织及其延伸组织与同企业内部的功能性组织加以区别，避免混同于企业功能性组织之中。

　　3.“工作的目标有效性”。所谓“工作的目标有效性”是指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直接服务于党自身目标，为了实现党的宗旨，推进党的事业，扩大党的影响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而开展的各项工作。比如，有关党员的教育、管理和服务工作，由党支部组织的、明确亮出党组织或党员旗号的帮困救助工作，党组织直接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而不是简单混同于企业文化概念等，都属于这一方面。提出“工作的目的有效性”意在提醒基层党务工作者，党建工作不能完全被党组织在企业中的业务功能所整合。

　　4.“工作的手段有效性”。所谓“工作的手段有效性”是指通过党的工作解决了其他主体的问题，或者满足了其他主体的需要，从而间接地服务了党的事业。存在于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组织，处于复杂的社会关系之中，尤其需要处理好党组织的运作逻辑与市场逻辑的关系，为此，党建工作经常需要采取迂回的方式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非公有制企业中，党组织承担了许多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事务，从技术或业务工作到协调部门关系等，所有这些工作因为促进了党建工作的开展，扩大了党组织的影响，才表现为党建工作的有效性。

　　在现实生活中，有效性的两对范畴和四个维度往往是彼此包容的，而且考虑到实际工作效果，往往也会主动要求将两对范畴的内容作“有机结合”。因此，这种划分更多的是在方法论层面上才有意义，一方面为的是明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具体内容，另一方面对于实际党务工作者来说，也可以起到进一步明确意识、端正态度的作用。

　　二、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实证分析

　　作为本研究的实证部分，课题组对非公有制企业富大胶带公司、静安区三和大厦的楼宇党建网络和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委三个党组织进行了专题调查。这三个党组织的运行状况、成功经验和遇到的问题，大致显现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点、难点和突破点，这些基层党务工作者为提高党建工作有效性而采取的办法和策略，提供了许多有价值的启示。

　　(一)立足自转的富大胶带公司党建工作

　　1.富大胶带公司党建工作概貌。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成立于1993年4月，是一家由原始投资者及70%以上现任经营管理者和广大员工共同持有股份的现代股份制企业，由公司创始人袁立任董事长和总裁。现有职工500名，旗下有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等8个分子公司。富大胶带公司始终坚持依法经营，照章纳税，经济效益逐年上升，2006年实现销售额36496万元人民币，上缴税收1104万元人民币。

　　“中共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党支部”于2004年10月经虹口区新港路街道党工委批准成立。当时共有党员23人，支部委员3人，下设3个党小组，每个党小组由一名组长牵头。经过近四年的探索，组织稳定了，运作常态化了，党员人数也增加了。2008年3月底正式成立中共上海富大胶带制品有限公司党总支，有党员31名，下设综合和销售两个党支部，所有党务工作者都为兼职。

　　富大公司的党组织以其努力创新和扎实工作，在2007年获得“上海市‘两新组织’‘五好’党组织”的称号。

　　2.富大公司党建工作有效性体现。富大公司党建工作体现了一个基层党组织独立运作的能力和成效，构成了一个较为理想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范本。

　　(1)在“组织的目标有效性”方面，富大公司的党组织从无到有，经过4年运作，从党支部发展为党总支，非党积极分子和新党员的人数持续成长，先后有30多名员工提交入党申请书，其中有5名光荣加入党组织。

　　党组织渗透和融入企业组织的程度较高，除了不少党员担任部门主管之外，党总支在企业内分管公司8个部门，包括工会、团支部、宣传科、监事会、安全科、保卫科、行政科和职代会，其中监事长、工会主席、安全科长、行政科长、保卫科长都是党员。

　　党支部还积极支持工会，放手让工会开展工作，全面履行职能，反映员工要求，吸纳员工智慧，协调各方关系，党组织延伸组织的发展程度良好。

　　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在运作、维系和发展党组织方面取得的成效。

　　(2)在“组织的手段有效性”方面，富大公司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活动，成功地依托企业本身的组织，包括行政机构如职能部门，治理机构如监事会，利益群体组织如职代会和股东大会等，开发出党建工作的载体和抓手，扩大了党建工作的空间。

　　同时，通过企业内的各种机制，协调利益关系，表达群体要求，增强了党组织的影响，较好地体现了党组织在非公有制企业里的政治核心作用。

　　(3)在“工作的目标有效性”方面，富大党组织围绕实现党的宗旨，推进党的事业，扩大党的影响力，提高党组织的战斗力而开展各项工作。

　　党组织坚持开展党员教育，落实对党员的管理和服务，基本实现了工作的常态化，效果扎实。在此基础上，党支部积极依托党员和积极分子，组织帮困救难，并明确亮出党组织或党员的旗号，提高了党组织在员工中和社区里的道义权威。

　　在建设企业文化的过程中，党总支充分利用这一平台，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部推进诚信和社会责任感建设。

　　(4)在“工作的手段有效性”方面，富大公司党组织承担了许多企业经营和管理方面的事务，党员在技术或业务工作上的突出表现，为党组织争得了宝贵的发言权。富大公司的31名党员分布在各分公司12个部门，其中担任中高层主管的有20人，占党员总数65%以上。

　　富大公司的党建工作成效明显，其经验对于面上的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较大的启发。同时，也存在一些明显的局限。首先，富大公司的党建工作很大程度上复制了国企党建的模式。其次，在富大公司，就环境而论，“天时、地利、人和”三者皆备，富大公司党组织顺利自转同得天独厚的条件有很大的关系。但如此适宜的条件只能存在于部分非公有制企业之中，在更多的条件不那么好，但党组织同样需要开展工作的非公有制企业中，如何克服条件的限制，有效推进党建工作，需要在富大的党建工作模式之外，找到新的路径和方法，静安区曹家渡街道的楼宇党建注重从外部注入党建动力和资源，可以视为对富大模式的补充，值得深入探究。

　　(二)由外而内运转的“三和”楼宇党建工作有效性分析

　　1.三和大厦党建网络概貌。三和大厦地处静安区曹家渡街道，2004年5月静安区为了推进面向楼宇中的非公有制企业，首次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党务工作者，曹家渡街道设立了第一批负责楼宇党建工作的党建指导员，基本上一位指导员负责一栋商务楼内的党建工作。2005年，曹家渡街道为了提高工作成效，推行楼宇党建的网格化管理模式，把一定地域范围内的商务楼宇和小区及沿街散在的企业划归一个片块。目前，曹家渡街道共设有海森、三和、智慧3个片块，三和片块是其中之一，由三幢商务楼宇组成，三和大厦就是其中一幢。目前，三和大厦内共有企业79家，非公有制企业占了73家，全楼员工总数为2000多人，党员约有189人，其中组织关系转入曹家渡社区综合党委的有117人，约占党员总数的62%。

　　2.楼宇党建的组织形态特点。楼宇党建网络代表了基层党组织的一种新的组织形态。与传统国企党建的组织形态不同，楼宇党建网络采取了半开放的组织形态，即根据非公有制企业以及其中党员人数的不同，采取不同组织形态。在三和大厦内，党组织主要采取了三种形态。

　　第一种是传统形态，即企业内部的独立党组织，目前大厦内共有1个党总支和5个党支部。第二种是联合党支部，即由虽有党员，但人数不足，不能建立党支部的各家企业中的党员，联合组成一个支部。三和大厦联合党支部现有党员33人，覆盖楼宇22家企业。联合党支部共有5名委员，下设5个党小组。第三种是“党员服务点”，主要针对片块内的流动党员，提供相关服务，负责人由主管片块的党建指导员兼任。多样和开放的组织形态，使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更能适应非公有制企业和其中党员分布不均的现实状况，确保基层党建工作的主要内容得到落实，但也带来了党组织功能实现上的一些问题，为此，设立党建指导员成为合理的选择。

　　3.楼宇党建工作有效性分析。在楼宇党建的格局下，党建工作的内容变化不大，传统的组织、动员、教育、管理、服务和发展等工作职责，都可以在楼宇片块的范围内完成，实质性的变革主要发生在组织形态和工作方式层面上。楼宇党建网络的建立和党建指导员的设置，代表着面向特定组织——非公有制企业——的党建工作，开始从组织内部驱动模式向组织外部驱动模式转变。从“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确立，在各类组织内部建立党组织并要求其独立发挥作用，就一直是党建工作的主要甚至唯一模式，关于党建工作有效性的思考和评估，基本上都是以这一模式的常态为参照而设计出来的。随着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环境及其对党建工作的制约逐渐显性化，如何突破制约，推进党建工作并提高工作实效，成为紧迫课题。楼宇党建尤其是党建指导员的推出，既是对市场体制下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结构性制约的承认，也是克服这种制约的尝试。楼宇党建网络的建立意味着至少在非公有制经济的领域里，党建工作的基地被置于企业之外，就像登山队将冲顶的基地放在半山腰，而不是所有人员一起攀登顶峰一样，从主要由企业内部的党务工作者来动员和组织党员开展活动，到主要由外部的党建指导员来运作党组织和推进各项活动，楼宇党建作为工作模式实现了新时期市场经济体制背景下“建党”和“党建”两个方面的突破。从“有效性”的角度来评价，不说其具体工作的有效，仅仅这样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本身就是最大的“有效性”。当然，在实际运作中，楼宇党建还存在许多有待成熟和完善的地方，但方向是正确的，潜力是巨大的。

　　楼宇党建工作有效运作要求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指标体系作出必要的调整，即不能过于追求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的“形态完整性”和“工作自转”，而需要明确，企业间党组织的联合运作，如楼宇或片块内的党建工作网络这样的“组织间或组织外党组织”，也是基层党组织的一种规范的组织形态，由企业外、网络内的党建指导员推动的各项工作包括程序性工作，也可以视之为这一全新形态的党组织自转的表现。

　　(三)错位竞争的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党委的党建工作有效性分析

　　1.张江开发区概述。在浦东四大经济开发区中致力于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的张江开发区，在浦东的经济发展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张江高科技园区成立于1992年，园区规划面积为25平方公里，已开发17.41平方公里。1999年，上海市提出“聚焦张江”战略，集全市之力建设张江，吸引海内外优秀人才集聚张江，到2006年，园区经济总收入达530多亿元，税收达39.64亿元。截至2008年上半年，注册企业达5500多家，全部为非公有制经济组织，吸引了一大批高科技企业创业人才，在园区6万多名创业人员中，两院院士有18名，博士2000多名，归国人员7000多名，占全国53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开发区中“海归”总数的1/4左右。

　　2.张江开发区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历程。张江开发区党建最早由张江开发集团公司党委办公室负责推进，2000年，张江开发区综合党委成立，受新区区委直接领导，专门负责入驻的无上级主管企业的党建工作。2001年12月31日，浦东新区成立企业工作党委，领导包括张江在内的四大开发区综合党委的党建工作。2003年4月，浦东新区首次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职党务干部，专职从事新经济组织党建工作和部分公共事务管理工作。目前，张江开发区内有党组织和党员的新经济组织已超过700家，接近园区内企业总数的12.7%，有175家规模企业建立了党组织；党员总数约4500人，平均年龄29岁，平均党龄7年，党员中硕、博以上学历者占62%，本科学历者占37%。开发区综合党委在近3年间，发展了170多名新党员，仅2008年上半年就发展了31名党员入党。

　　2002年，张江高科技园区被新区确立为“党建工作创新综合实验基地”，2006年，张江开发区综合党委被授予“全国先进基层党组织”和“上海市先进基层党组织”的光荣称号。

　　3.关于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建工作有效性的分析。张江高科技园区党建工作的筹划和布局，明显地表达了一个基本想法，那就是单凭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的党组织自身，很难有效开展党建工作，在个别条件好的企业中做出成效来并不难，但要在面上普遍展开，困难极大，在许多场合下，甚至不可能。在这样的现实和趋势下，要求基层党组织完全自给自足地靠“内需力”来加强党建工作并取得明显成效，既是不现实的，也浪费了可以利用的执政资源。张江的思路和做法的核心是非公有制企业内部的空间不能放弃，党建工作必须进入阵地，守住阵地，但一则需要源源不断提供弹药给养，二则需要不断开辟和开发新的阵地，主动出击。相比曹家渡街道的楼宇党建，张江综合党委在打通体制内外，向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输送资源以及开发有别于传统党建的组织载体和工作方式上，力度更大，办法更多，效果也更明显。其背后实际上是浦东新区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重视程度和投入力度的总体水平较高。就此而论，如果承认目前阶段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还不尽如人意，那么现象发生在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和党建工作层面上，原因则在于整体党组织和党的工作体制对这一领域的认知水平、重视程度、工作力度和能力准备远远不适应现实情况。因此，如何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问题，至少在当前更多地表现为对战略决策的需求，而不是战术调整的需求。

　　三、关于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的战略构想

　　毫无疑问，以上三个个案不能代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全部，他们的经验包括思路和做法有自己的长处，也有明显的局限。但基层一线的创新探索，应该得到尊重，他们的经验应该得到提炼，其中有效做法应该得到推广，而遭遇的体制瓶颈，应该及时予以破除。

　　(一)进一步认识非公有制企业对传统党建工作带来的深刻挑战

　　对于党建工作来说，非公有制企业意味着一种完全不同的体制性环境，对此，无论理论工作者还是实际操作者，几乎已经没有异议。但究竟在何种高度上，认识这一环境变化，把握其对党建工作的制约和要求，还是见仁见智，由此引出的对策更是众说纷纭。科学的认识应该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基础性观点，即“人类不能自由选择生产力”，“人类社会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作为能动的主体，人类能够作出自己的选择，但这种选择是有限的，必然处于一定条件的制约之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已经说明了这一点，最近发生的金融危机及其对中国经济的深层次影响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

　　在这一理论高度上思考，非公有制企业的出现不是一种偶然或暂时的现象，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必然，只要中国仍然追求经济发展，这一点在党中央提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和“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第一要务”中已经表达得十分明确，没有任何疑问，那么，经济发展的规律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表现出来。在尊重经济规律的前提下，寻找党建工作和其他一切政治活动的可能空间，成为最有实现可能的选择。

　　这一思路落实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及其有效性的具体操作上，就是正确处理非公有制企业健康运行和党建工作有效开展的关系，以经济活动的逻辑为主，以政治活动的逻辑为辅，真正做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基层党组织不但要自觉做到中央提出的“促进发展”的要求，而且接受从人力资源市场配置、人才由市场定价到付出与收入对等、权利与义务平衡等一系列原则中体现的经济规律、市场规则和生活逻辑。党建工作面临的是这样一个完整的、相互牵连的结构，而非个别企业主或者积极或者消极的反应。点上的经验是有其特殊性，不足以提供解决面上体制性制约的问题。执政党掌握的行政权力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重要资源，但依赖乃至迷信行政权力，肯定做不好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因为行政的意志和经济的规律不是一个层面的东西。如何适应市场环境，善于利用市场环境，既是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面临的最大挑战，也是最大机遇。当务之急是尽快对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所面临的刚性约束作出清晰的、有条理的梳理和剖析，明确相关工作的目标、任务和具体要求，设定工作有效性的边界和标志，为基层开展工作提供科学而且可行的指引。

　　(二)动态地、系统地思考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问题

　　有效性问题的提出代表着关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系统思考，本身具有极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但由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本身开展不久，许多方面尚未理出头绪，现在就对有效性问题作出完整回答是不现实的，还可能浪费重要的问题资源。有效性概念的真正价值是为新时期党建工作提供了一个思考方向，不但非公有制企业党建需要深入探究其内在含义，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和社区的党建工作也有必要从有效性的角度重新讨论和探索党建工作的理论和方法。按照党的事业与时俱进的要求，有效性讨论将始终伴随党建工作的不断推进。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阶段性的成果，包括评估有效性的指标体系框架和数值，但必须明确，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本身尚未定型，许多重大问题尚未清晰的情况下，这些成果始终只能是阶段性的，用得好，可以促进基层党建工作，如果过于追求形式，反有可能造成类似张江综合党委领导说的“以体制内党建的标准来衡量体制外党建工作有效性”的现象，从而给基层工作者带来思想困惑和难以落实的困境。因此，探讨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问题，与其说是寻求结论，毋宁说是尝试破题；与其说是关注结果问题，毋宁说是提出目标；与其说是奔向终点，毋宁说是刚刚展开的过程。

　　按照现代科学理论，有效性是一个系统概念，没有各个部分的相互支撑，连为一体，仅仅依靠个别组织或部门的单打独斗，不可能实现有效性。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性，不可能在单个党组织内部实现，而必须在整个党组织体系的一体运作、彼此协调中实现。但目前已经约定俗成的“体制内”或“体制外”说法以及两者之间的边界和距离，客观上表明，无论在组织建设还是工作开展上，整个党的工作体系面临被分割和分隔的威胁。曹家渡街道党建指导员关于自己和街道工作人员的“身份差异”的意见，在某种程度上对我们提出了警示。只有及时清除这样的距离和差异，实际消除体制内外的边界，才能达成党的工作体系的一体化，为非公有制企业内部党组织的工作及其有效性提供保障，才可以在找到像富大公司党组织一样良好自转的党组织的同时，在面上开发出形式更为多样、运作机制更为完善的党的组织和党建工作。

　　(三)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有效性与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创新

　　共产党是人类最完整的组织形式之一，组织资源是中国共产党最重要的资源之一。在推进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最初阶段，按照“支部建在连上”的原则，在非公有制企业内重建“组织内的党组织”是一项重要目标。但经过多年非公有制企业党建的探索和创新，基层越来越发现，按照原来国企模式，建立完备的、纯粹的党组织，不能说不可能，但至少很难成为面上的要求。党员分布不均，党员流动性过大，党务工作者人选难以保证等等，使得真正能够建立结构完备的、边界分明、人员稳定的党组织的非公有制企业，少之又少。传统的工青妇等群众团体，虽然在人数上不存在问题，但其活力和能力的明显缺乏，已经导致其作为党建工作的组织载体的作用大为削弱。

　　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三和大厦的楼宇党建代表了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形态创新，以更具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能力的片块党建网络，部分取代了传统的边界清晰的“组织内党组织”，用党建指导员这种全新的个体化的工作载体，联结了掌握行政权力的街道党组织和不具有行政权力的非公有制企业党组织，从而形成有一种新的“链接式”基层党组织形态；张江高科技园区综合党委在努力建设形式完备的基层党组织的同时，大力开发“粉红色社团”，形成党建工作的新的组织载体。

　　如果承认所有这些创新对于提高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工作的有效性都是有价值的，那么这将意味着，至少在非公有制企业范围内，传统的“组织内建党组织”的模式，有可能越来越多地被“组织外或组织间建党组织”所代替，意味着在党组织原有的外围组织载体之外，发展出更多的因时、因地、因群体或阶层而异的社团组织，意味着在评估党建工作有效性时，不必完全按照体制内党建工作的要求，把企业内党组织完备性和群众团体良好运作列为评估重要指标，而需要以更加开放的态度，将更多的关注给予组织形态和组织载体的创新。

　　(四)从非公有制企业党建进入“社会领域党建”

　　“两新”组织党建工作归属于社会工作党委的职责，本身就体现了中央和市委对于新环境中党建工作在内容和方法上的转变。多年来，我们比较多地将工作重点放在了经济和政治方面，即促进企业发展和监督企业规范经营上，而前者本来就是企业自身追求的目标，而后者更多的是相关行政部门的法定职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发现张江园区综合党委建立那么多“粉红色社团”，开展丰富多彩的公益性活动的深意：活动内容的社会性和形式的社会性背后，是党建工作的社会化方式。为什么曹家渡街道的党建指导员对一家非公有制企业中的党支部书记牵头几家公司的党建工作，缺乏信心，而张江园区的支部书记却愿意在业余时间运作“粉红色社团”？其中当然有老总和书记在同一家社团中活动，书记的表现能够为老总所看到这一职业因素，书记个人的价值观念与社团使命相一致的这一文化因素。除此之外，更重要的应该是社团及其开展的活动本身就代表着一个新的生活空间和新的活动方式，而正是在这个空间和形式中，基层党务工作者找到了现实的施展余地，因此才投入激情、时间和精力。这客观上进一步预示着从单位党建到社区党建到非公有制企业党建到更广泛的“社会党建”的潮流正在兴起。

　　中共上海市社会工作委员会课题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