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2月20日讯 时下，从北京到上海，从上海到杭州再到广州，从南到北，从东到西，一场由党委发动、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媒体推动的“价值观”大讨论席卷了整个中国大地，声势颇为浩大。有媒体报道称，近日，湖南某市为推动“价值观”大讨论，倡导雷锋精神，拟出台措施，将学雷锋与评优、参军、升学、购房优惠相挂钩，并拟举办学雷锋培训班。价值观的问题何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关注？依愚之见，盖因当下中国的价值观出了些问题吧，否则，何必如此兴师动众呢？如此看来，金华市委决定开展“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也就顺时应势，顺理成章了。可以相信，这场大讨论必将引起广大干部群众的强烈反响和踊跃参与，因为，价值观状况关乎我们的生活状况，关乎我们的社会状况，强化价值共识、共建精神家园关乎你、我、他！
价值观是什么东东？它有什么用？从表面上看，它看不见，摸不着，既不会直接产生GDP，也无法当饭吃；但价值观又要紧得很，一如“习惯”这个“幽灵”一样，无处不在，无时不用，一旦扭曲甚或缺失，则人将不人，国将不国，“价值观贫困比物质贫困更可怕，道德赤字比财政赤字更危险”！正如2500年前孔老夫子痛心疾首悲呼的“礼崩乐坏”，“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将倾也”！
很久很久以前的远古时代，由动物进化、由猴子变来的人生活在茫茫的人世间是非常孤寂、充满恐惧感的，于是就有了与他人交往和合作的内在冲动。人与人交往中不可避免地会产生物质利益、思维方式、行为习惯等方面的冲突，于是人们就在寻找一种调适人际关系的基本规则，这种规则经过漫长历史的积累升华，就成了一个群体、一个部落、一个民族、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共识，只要你是人，只要你生活在这个群体中，你就必须自觉地去认同和遵从它。后人们把这种共识、规则经过理论升华后称之为“价值观”或“文化价值观”，它是人们关于人类、关于人和自然、关于生命、关于生产生活意义的价值理想、价值信念、价值标准、价值取向、价值判断和价值践行等的一个体系：价值体系。这种价值体系浸入人的骨髓，内化于人的灵魂深处，外化于人的言行举止，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一个群体心理和行为的内心定向系统和行为调节系统，并且一经形成，就经久不息、顽固不化地呈现出一种“习得性”的历史惯性甚至某种历史的“惰性”及宗教般的狂热信仰，深刻地影响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民众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生定的性、铸定的秤”是焉。环顾左右，放眼世界，这种因价值观不同而致的思想观念、行为方式不同的例子俯拾皆是。如在咱们中国的价值取向中，向来重“集体”的利益，个人长期依附于整体甚至被忽略；而美国强调个人的自由、个人的解放和个人的利益，体现出明显的个体逐利性。我们十分看重“家”，强调“孝”，故而“父母在，不远游，游亦有方”，“孝”是传统价值中最基础甚至首位的价值标准，它可以成为用人的最高尺度“举孝廉”；而美国人则把家庭、家族看得较淡，孩子可以直呼老爸名字，在书写姓名时，把自己的“名”放在最前面。中国人讲“和合”，和气能生财，家和万事兴，天时地利不如人和；而美国人强调竞争，崇尚征服。在生活方式上，咱们中国是do(工作、奋斗)-have(拥有财富和地位)-been(享受)；而美国人则been-do-have。在“情”、“理”、“法”的排序上，我们是情—理—法，美国是法—情—理，德国是法—理—情。如此等等，不胜枚举，无不体现了价值观对人的影响之大。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来说，价值观是一种精神标志和精神纽带，正如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是兴国之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精髓，决定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方向”。
在五千年的中华历史演进过程中，儒、释、道并存融合以儒家文化为主干的中华传统文化，给我们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文化财富和相当完善的价值体系及践行社会主流价值之“器”，如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忠勇诚孝悌等等。中国被称为文明之邦、礼仪之邦，中国的文化、中国的哲学被一些西方学者称为“人”之学、为“仁”之学、为“善”之学，“修身养德”、“修身安人”、“修齐治平”历来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条价值主线。这些价值共识和价值取向在今天，不仅具有现实意义，而且具有世界的普世意义。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针对西方“现代性”带来的各种“现代病”，西方不少学者进行了深刻的“文化诊断”，通过文化的“东方转向”，试图从古老的、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求医治“现代病”的良方，中国历来倡导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的价值标准，被视为处理人与自然关系、人与人关系、民族与民族关系、国家与国家关系及商业竞争的四条“金规”之一，纳入了《全球伦理宣言》。故而，我们应该有足够的文化自尊和价值自信！
价值观与一定的文化背景、社会制度密切联系，它是不断积累、不断升华、不断发展的。改革开放30年，中国社会的激励性能量空前释放，这种能量的释放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中国“奇迹”，我们的GDP噌噌噌地往上蹿，一路“牛市”。而与此相比照的是约束性规范则严重滞后，使得社会文化、社会道德、社会价值方面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因西方外来文化冲击，中国社会“弯道超车”式剧烈转型变革而引致的局部的、阶段性的道德“趋跌”、价值扭曲的情况客观存在，整个社会弥漫着浮躁、功利和焦虑、纠结、不安全、不信任的心理情绪，失魂、失根、失范、失衡、失诚、失信、失和、失敬的现象堪忧，道德相对主义、道德虚无主义在严重撕裂着人们的价值判断和价值共识！“范跑跑”、“郭美美”、“小悦悦”等触目惊心的案例一次又一次无情地拷问着当下中国的价值底线，“救还是不救，扶还是不扶”之类如“母鸡下蛋”般常识性的东西都被打上了巨大的问号，以致一些外国朋友不解地问：“中国到底怎么啦？”面对此等现象，有人感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于是就有了网络民谣“很久很久以前”的流行扩散；有人惊呼“什么都涨了，就是底线降了”！“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致忘记了出发地”，“我们走得太快，灵魂掉在后面了”；而有的则直言，中国已处于“道德崩溃”、“伦理价值塌陷”的危险境地！诚然，正如一个孩子成长过程中偶尔摔跟斗或“发烧”一样，社会转型中出些问题并非穷途末路，但必须“可控”，必须在强化“动力”装置同时，固化“制动”装置！否则，如果任由道德滑坡、价值扭曲甚至缺失，那是非常可怕的。这也就是通过“我们的价值观”大讨论，形成价值共识的紧迫性和现实意义所在。
“推动赶超发展，加快浙中崛起”呼唤价值共识。我们需要怎样的价值共识？我们还能不能达成共识？如何达成这种共识？这既是重大的理论问题，又是非常紧迫的现实问题。窃以为，厚重的历史文化积淀是我们形成价值共识的根基，人们普遍向善的价值取向是形成价值共识的力量源泉，而“赶超发展，浙中崛起”的生动实践则是现实依托。由此出发，我想，和合、竞争、创业、包容、友善、诚信等等价值都是不可或缺的。除此之外，也许还有更需要的价值共识，自然可以仁者见仁，智者见智。笔者才疏学浅，只是抛个题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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