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网杭州2月17日电(记者 郭献文、胡作华、张遥)节后上班已有一个多星期，刘梅虽然人来到了浙江义乌的工厂，心却留在了安徽阜阳的老家，因为那里有她挂念的刚满一周岁的爱子。
“我太想小孩了，我想这个月底就把孩子接过来。”在记者面前，这位年轻的妈妈展露出的是既坚定又有些犹豫的矛盾心理，“眼下想把老人一起接过来看孩子，可是以后咋办？孩子在这边上托儿所、幼儿园、小学一连串都是难题。”
俗话说，此心安处即故乡。现实中，有很多外出务工人员却只能把孩子和内心的牵挂一起留在遥远的老家。记者在义乌新光集团召开的外来员工座谈会上，听到他们反映最集中的就是关于子女入托、入幼、入学的“三入”难题。
新光集团是国内流行饰品行业的龙头企业，也是同行业最大的出口基地之一。企业2000多名员工主要是来自外地的务工人员。
今年33岁的一线工人李超军来自河南商丘，1997年开始在新光集团打工。10多年来，他在企业组织下接受了技术培训，上了夜校，拿到了高中同等学力的结业证书，然后在这里成了家，他对企业充满感激。“这些年学到了很多东西，对自己改变很大，生活有了价值。”他告诉记者，只有孩子教育是个头疼问题，本地公办学校资源不足，给予外来务工人员的名额很少，读私立学校，教育质量又没保证。
李超军说，新光企业好，领导对员工很关心，每年都会向地方争取一些公办学校的入学指标。去年，他的大儿子幸运地进了公办学校读一年级，缴了1.2万元赞助费，企业还帮助补贴了20%。不过，他身边很多在当地务工的老乡没这么幸运，不少人只能让小孩送回老家读书，这样夫妻俩中就得回去一个照顾孩子。
“我们的企业文化很不错，为解决我们子女教育难题，这几年想了很多办法，问题是缺乏政策保障。”张锋是新光集团饰品公司的总经理办公室主任，老家在山东济南。2009年，他的小孩在义乌上过一年私立幼儿园，一个学期的费用要5000元。支出压力大不说，张锋觉得幼儿园环境一般，所以他和爱人商量，最后还是决定把小孩转回老家上幼儿园，爱人也跟着回去了。
“现在，我们一家三口分居两地，每一两个月，我都回去一次，或者让她们娘俩过来一趟。”张锋无奈地说。
来自河南驻马店的付丽丽2009年进厂后，已组建家庭并有了两个小孩，大的3岁，放在老家；小的才两个月大。“我们双职工可以分到一间夫妻房，旁边还可以隔个小间，由公公在这边帮忙带小孩。”她说，自己再苦不能苦孩子，两个小孩吃穿开支很大，现在夫妻俩收入刚好够全家人开销，将来若孩子来义乌上学就更难了。
在新光集团座谈和在义乌一些中小企业走访，外来务工人员普遍反映，现在国家对于外出务工人员的一些保障政策逐步完善，去年开始养老保险也可以异地转了，医疗保险有企业所在地的医保，还可以参加老家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子女教育反成了最揪心的事。
义乌市委宣传部长季金甫告诉记者，作为实际外来人口已经超出当地户籍人口两倍的县级市，这几年义乌为解决外来人员子女入托入学问题下了很大工夫，各方面投入每年都大幅度增加，但与实际需求比仍如杯水车薪。对于这个既涉及无数小家，又事关国家未来的大事，除了当地政府努力，他希望国家也要从大政策上给予重视和解决。
“我很想和企业一起发展，更想以后小孩能和当地孩子一样在义乌方便地入学，享受一样的待遇。”刘梅充满期盼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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