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民间借贷不能阳光化，风险还将潜伏在一些发展中的民营企业中。一旦资金紧张或面临行业风险，再强壮的企业因无合法后盾而变得无比脆弱
2012年1月18日下午，浙江东阳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宣判死刑。围绕吴英罪与罚的争论尚在进行，几乎与此同时，温州另一民间借贷大户、温州立人集团董事会正在资产重组的阴影下挣扎，立人董事长董顺生2012年2月3日也被监视居住。
温州立人集团事发前，该公司旗下已有学校、公司等共计36家，分布在内蒙古、江苏等全国各地。在去年爆发的温州民间借贷危机中，立人集团资金链出现断裂。去年10月，立人集团召开“借款人代表大会”宣布，于去年11月1日起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进行资产重组。
在温州泰顺这个国家级贫困县，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在过去13年里先后支付利息34亿元，而2011年该县财政收入还不到6亿。尽管泰顺官方没有称此案为“非法集资”，也没有正式公布此案的融资金额、债权人数、负债及资产，但此案涉及债权人数或将上万，亦称民间借贷的典型。
已经进入司法程序的温州立人案件，目前正在打击犯罪与保护债权人利益之间寻求艰难的平衡。一如中国的民营经济，一直在脆弱的借贷链上，寻求艰难的发展一样。立人的融资、扩张、深陷支付困境的道路，与吴英案一样，也是拷问温州民营经济未来之路的一块试金石。
省委书记批示
“省委书记赵洪祝批示：一定要把育才学校办好，一定要让育才学校的孩子读好书！” 2月13日下午，立人集团下属的育才学校综合楼一楼大厅电子屏幕上，滚动播放着这个消息。时值下午放学，学生成群结队地从这块电子屏幕下走过。
自从2011年10月31日，立人集团宣布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后，位于温州市泰顺县城关的育才学校就成了这次风暴眼中的核心。彼时，育才学校创办人董顺生已经被监视居住10天。
52岁的董顺生，泰顺县仕阳镇严山村人，兄弟姐妹6人中排行老六，因出生在泰顺而得名顺生。董父是黄埔军校16期学员，已去世。董顺生因父亲的历史问题没有进入大学，后来进入电大学会计，毕业后被分配到一家国有陶瓷厂做会计。其妻从县剧团转到学校做音乐老师。
没人能够说清楚董顺生创办育才学校时候的真实动机。1998年，经过漫长的筹备之后，董顺生和其他6名股东各出资10万元，租用一家国有陶瓷厂的废置厂房创办育才高中，开始正式招生。那时，泰顺县高中升学率一直不高，许多生源外流到其他地方，育才高中第一年招生220人，第二年的招生人数则急剧降至160人。
尽管困难重重，育才高中还是活了下来，并于2001年开办初中。2003年，育才系列学校又扩大至小学、幼儿园。2003年9月，温州立人教育集团经当地工商部门批准成立，主要股东仍是董顺生等7人，注册资金3.2亿元，经营范围涵盖教育类投资与建设、房地产开发、矿业投资。
夹缝中求生的育才学校，逐渐展示出顽强的生命力。2003年开始，立人集团董事会征地100亩，一期投资2610万元，用于建造育才初中的高标准教学楼和学生公寓。2006年建成2900平方米的师生餐厅和1230平方米的室内篮球馆等，2010年又投资3000万元建设高中部的综合楼。育才高中、初中、小学，已经成为当地优质教育资源，吸引了泰顺县1／8的学生就读，学生数量超过4800人。此外，立人集团还在泰顺、北京、杭州、大连各地独资或合作创办幼儿园。
在泰顺县教育局副局长毛叶华眼中，如果没有这次意外，育才高中很有可能在未来两年与泰顺一中平起平坐。2011年其高考上线率已经达到95.5%，本科上线率突破50%。
“学校越办越好，初中生基本不外流，各校之间有了竞争，全县教育质量也是逐年提高。”毛叶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育才学校机制灵活，对当地教育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今后仍坚持民办公助，即使立人集团破产了也要让学校稳定、健康地发展下去，“每年财政将投入近千万元，首先用于教职工五险一金的缴纳，让民营学校的老师也享受到公办老师的待遇”。
2011年12月30日起，泰顺县成立了育才系列学校管委会，曾经担任泰顺一中副校长主管教务的毛叶华，现在是泰顺县教育局副局长，兼任管委会主任；另有泰顺县教育局具有高中、初中、小学校长任职背景的科长、副科长分别全职驻校监督、指导、协调育才学校的财务、人事等相关工作。毛叶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个管委会的任务就是要保证育才学校稳定地延续下去，暂时不会撤退，“学校决心给老师以最大的诚心办下去，而且要稳定、健康地办下去”。
学校没钱赚，亏本
最初投入仅几十万元，5年后即成立注册资金为3.2亿元的立人集团，下属企业及关联项目多达22个，广泛分布在江苏、内蒙古等九个省(市)，当初乏人问津的民办高中已经成为当地熠熠生辉的系列教育品牌。董顺生赶上了民办教育的暴利时代吗？
恰恰相反，过去13年，盛名之下的育才学校并没有带给董顺生多少盈利。他那庞大的教育集团，背靠当地深厚的民间借贷传统，大胆构建于越滚越大的民间借贷雪球之上，华美而又脆弱。
没人知道董顺生手下的第一笔高息短期借款，发生于何时来自何人，具体用于何处。不过，育才学校所在地，泰顺县罗阳镇南外村62岁的村民董传美记得，他在董顺生最开始办校的1998、1999年那会儿，已经以1.2分月息借给过对方一两万元钱，三个月或者半年付息一次。南外村现任村支书董金荣今年55岁，2003年董顺生开始征地建学校时，他本人也以1.2分月息参股10万元，2005年时利息上调为1.5分，2006年时涨至1.8分，2007年还是2分，2008年开始涨到3分、4分甚至6分。
“当时的借贷没有多大数额，而且主要用于学校投入。”对于最初几年的民间借贷，立人集团董事局董事雷小草说，学校后来面向全国高薪聘请高素质的师资力量，并投入大量资金进行校园建设。
大张旗鼓兴办育才学校的董顺生发现，仅靠学生的学费不足以支持学校运转，必须向外投资。2003年立人集团成立时，经营范围已经延伸到房地产开发、工程建设、矿业投资等高盈利投资领域。
董金荣记得，2006年的一次会议上，董顺生说办学校没钱赚、亏本，要到内蒙古投资煤矿赚钱支持学校，“他要求我们投资者最低出资5万元，一年后还本。”董金荣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董顺生平时很爽快，深得信任，他本人再次出资10万又加上别人的10万元一起投资进去，一年后，本金收回并获得利息2.4万元，“当年资金困难时，借15万元，周转40多天就还了，还会另给利息1万元。”董金荣和当地许多人一样，在过去几年里，先后分别以参股或者短期借款的形式把钱交给董顺生及其旗下系列公司和项目，包括地产和煤矿等等，投资额度、利息、时长根据项目需求而不尽相同。
随着项目越滚越多，立人集团及其旗下公司和项目的借贷范围，也逐渐从董传美、董顺生等早期借贷者扩大至南外村70%以上的村民，泰顺县的教师、公务员、商人，乃至周边乡镇的村民、打工者以及各处项目所在地的人们。从资金特别紧张的2009年开始，育才系列学校甚至采取“威逼利诱”等各种方式要求在校教职员工投资。
育才初中的一位来自江西抚州的历史老师记得，2010年9月份开始，学校动员在职的教职员工入股内蒙某煤矿。“教师30万元起，员工20万元起，不入股就说明对学校对集团没信心不忠诚，对学校发展有负面影响，要优先解聘。”这位不肯透露姓名的老师记得，不仅在大会上如此公开宣传，上至校领导下至教务主任私底下也都纷纷电话做工作，“甚至威胁说，不入股就拿你开刀”。
对于没有实力凑够30万元或者20万元的教职员工，学校允许教职员工从立人教育集团教育基金会中以2分月息贷款10万或者20万，半年或者一个季度结息一次，利息则从工资里面扣除。此外，江苏淮安地产项目需要资金时，育才学校的教职员工们也同样被动员投资入股。
在这些滚动资金的推动下，董顺生的教育版图迅速扩张，亦在房地产、煤炭这两个温州资本最为热衷的领域里获利可观。“其实他在地产和矿上的回报都还是算高的。”泰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队长陶华星认为，如果没有高额的投资回报，立人集团不可能在过去13年里支付高达34亿元的利息。
此间，除了幼儿园之外，育才学校不仅没有贡献利润，立人集团每年还要补贴学校3000万元。2月13日上午，泰顺县教育局副局长毛叶华在办公室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过去对于育才这种高息借款的发展模式也曾经有过担心，不过他们并没有跟当事人直接交流过此种话题，“泰顺县的企业都是这么运作的”。
董顺生带着立人集团一路狂奔时，民间借贷和项目投资是并行不悖的两条腿，而鲜有来自于银行的援助。2月13日上午，泰顺县副县长、立人集团处置办负责人庄兴忠在办公室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非常肯定地表示：“立人集团在泰顺没有一笔银行贷款，这个是明确的”。
“对不起，拖累你们了”
立人集团的借贷雪球越滚越大。从董顺生的兄弟姐妹、侄子侄女、乡邻村民，到育才学校老师，泰顺县的公职人员、公务员、小商小贩到周边乡镇的农民，各色人等均纷纷慷慨解囊。更多的人，则是掏出血汗钱的同时，还分别向银行抵押贷款，抑或收集亲朋好友财力而投入，或以比立人稍低的利息募集钱财转手投入立人。
董顺生的二哥董陵生，守着老家严山村的药店过日子，2007年时入股20万元。2月14日傍晚，董陵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弟弟最初办学的时候，他们兄弟姐妹都没钱支持，现在每一家都有钱放在里面，他本人都已经投入近200万元了。当天中午，他们的侄子董直尚也在电话里面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从2007年开始放钱进去，现在差不多总共投入将近2000万元了。此前，严山村一位董姓女士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严山村这个董姓居多的村子里，总投入有一两亿，仅她本人就有2000万元。
这种投资热情，在董顺生安然度过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更具感染力。不过，随着宏观调控政策相继落实到房地产和煤矿，这些亟须资金注入却又在“限贷、限购、限产”的政策调控之下缺乏快速变现能力的项目，面临高昂的利息成本。董顺生欲罢不能，却又无法放手运作。比如在内蒙的一个优质煤矿去年因限产而停工3个月，董顺生曾经尝试卖掉一些项目来变现，其中有一个煤矿对方已经支付了500万元的承兑汇票。不过，这些交易最后都流产了。
董顺生只好求助于更多的民间借贷。可是，2011年温州老板跑路潮风起云涌，民间资本也开始变得谨慎。这年6月开始，立人集团甚至提高利息到4分、5分、6分，传说还有7分、8分或者1角的月息。“后来根本就融不到资金了，哪怕5万元都能够给到4分的月息，这在原来是不可想象的。”育才初中的一位老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此外，立人集团也开始主动劝说部分债权人，延长即将到期的款项。董陵生就是这些被劝说的人之一，他在去年6月26日和7月9日均有到期款项，“出纳提前就打电话给我说，你还放这里好了，我说人家要钱呢，他说你放心好了，明年再说。”提起当时情境，董陵生后悔莫及。
然而，事情的发展出乎所有人的意料。2011年10月31日下午，立人集团召开“借款人代表大会”并宣布，2012年1月1日起停止支付所融资金和利息，进行资产重组。立人集团董事局董事雷小草对外表示，据集团内部统计，共负债22亿元左右，大部分为民间借款，只有极小部分的银行贷款，“集团目前资产约70亿元，只是无法变现、缺乏现金周转才出现危机，两三年后能走出困境”。
得知这个消息时，前述不肯透露姓名的董姓女士，正在杭州。赶回泰顺，已经是11月1日晚上了，她在董顺生家里只得到了一连串的道歉，“他说对不起，没想到……”不过，远在30多公里外的董陵生在严山村老家，和弟弟董顺生至今都没有直接沟通：“只有弟媳妇打回来一个电话给我说，哥，对不起，牵扯你们、拖累你们了。”
董陵生觉得自己很冤，好处没捞到，还被要求作为董事长的家族带头签字支持重组方案。2月14日傍晚，董陵生在严山村简陋的诊所里谈起这些，不停地叹气。
不过，董陵生不怪弟弟董顺生没有提前让他把钱撤出来。“如果他为家人着想，他就做不了大事，他这样子才算公平呢。”在董陵生眼里，这个小弟弟事业心比较大，金钱却不怎么看重，堂堂董事长家里却搞得比普通人还差，穿着也是随随便便，“说实话，他也是为了大家赚钱，他也不是为了自己。”
刚刚过去的春节，对于这个在当地颇有名望的家族来说，异常艰难。以往，每年正月初五，兄弟姐妹们都会回到严山村，聚在董陵生家里吃午饭聊天。今年全没了，都不拜年，谁也不管谁，电话也没打。
这个春节，许许多多的债权人家庭，都感受到了同样的艰难。
司法处置的两难
蒙蒙细雨中，透着微微寒意，这是2月15日的泰顺。而前一天阳光还曾光顾这里。此间冷暖转换，陶华星感受颇深。
15日，泰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陶华星和他的同事们要在位于泰顺新城的帝豪商务宾馆里，开始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债权人的债权申报登记。债权登记从上午8点正式开始，陶华星7点多就到了，先后赶来的还有县金融办等相关单位负责人。
这将是一场为期30天的紧张战斗。陶华星要求给每一个债权人做笔录，“办成铁案，以后不要有争议，现在就要做好证据收集工作”。
陶华星很早就开始注意这个案子。2011年12月16日，有些债权人到公安局口头报案，泰顺县公安局当即受案。此后，又有律师带着书面材料过来报案。
因为涉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2月3日下午，温州市公安局、泰顺县公安局联合对温州立人教育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董顺生在内的6名立人集团董事会成员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监视居住。自此，温州立人民间借贷案正式进入司法处置阶段。
当天，泰顺县政府公告称，温州立人集团资产由政府依法全面掌控，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移、隐匿、处置资产；对所有债权人的债权依法进行登记、核查、确认、处置；对债权人的合法权益依法予以保护。
“司法处置阶段总的处置原则是公开、公平、公正，另外还要确保社会稳定，包括学校稳定，债权人的利益要依法保护，债权人的诉求也要依法表达。”泰顺县副县长、立人集团处置办负责人庄兴忠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下一步的处置方式也会征求债权人的意见，目前公司依然存在，董顺生依然履行董事长的职责，“整个企业，现在该正常生产的正常生产，原来谈判该转让的项目也继续谈判，最终选择哪种处置方式要由债权人来决定”。
眼下，债权人登记是所有这些工作的基础。摆在泰顺县政府和司法机关面前的困难，也只是刚刚拉开帷幕。一个是犯罪问题要打击，一个是债权人的利益要保护，这两个平衡点怎么掌握？债权人亟须拿到钱，企业发展亟须钱，债权人的现实利益与资产的再扩大本身就是一对矛盾。庄兴忠承认，现在最困难的是资金紧张，“现金流紧张，这个是最大的困难”。
陶华星也证实，自从采取刑事强制措施以后，银行征信就控制起来了，贷款成为不可能的难事。陶华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扬州的一个公司，事发之前当地主动要求提供1.5亿贷款，他们一直以为那个项目不需要那么多钱才只贷了几千万，“现在需要贷款也没用了呀！”
立人集团的清产核资工作尚在进行中，涉案数额和人数，负债和资产，都有待中源会计师事务所等中介机构核算、比对后最终认定。不过，对于旗下22个公司和项目的价值估算，债权人的意见并不统一，这也导致他们面对债务危机时态度截然不同。据泰顺县公安局经侦大队大队长陶华星了解，有一些项目增值机会不大，但有一些肯定是有增值空间的，“董顺生对整个企业还是有想法，我们不敢过多介入，目前主要是存在融资问题。”
不过，陶华星面临的更大挑战是，经济犯罪的法律依据问题。“包括法律专家、经济学者，很多都是摸着石头过河。”陶华星坦言，现在这份工作压力很大，“一下子出台一个新的司法解释，或者突然冒出新问题，政策改变大，法律改变也大。”
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一直关注民间借贷，他呼吁立法已有十年，希望促进民间借贷合法化。“民间借贷是市场客观需要，也是大势所趋，中国的民间借贷已经达到相当规模，必须置于阳光下。”在温州老板跑路成风的2011年，周德文组织力量起草了《民间借贷法》和《民间投资法》，已经上报全国人大法工委立法司，他希望今年至少能够提出议案，2月15日他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地方上更着急，希望能够放开民间借贷，促进金融改革、利率市场化，杜绝类似立人案的发生。”
现在，温州市正在推进金融改革综合实验区，并已经着手布局民间资本登记服务中心和民间资本管理服务公司，而地方金融监管服务中心也已经正式建立。这让泰顺县副县长庄兴忠和他的同事们看到了希望：“以后，民间借贷要进入政府搭建的登记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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