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03月09日讯 幸福在哪里？——多年前窦唯在他的《高级动物》里，嘶哑着发问。幸福了吗？——白岩松写书，用了这样的标题。或许这就是人生的终极问题，两个字概括了人一生所求。
曾经有一段时间，国内许多城市都推出了幸福指数。从数字上看，大多数人都生活在幸福之中。然而许多人面对指数心怀疑虑：为什么我没觉得自己幸福？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现在物质条件好了，人反而不幸福了。”参加两会的浙江代表、浙江工商大学浙商开放创新研究院院长、浙江长三角创新管理学院院长程惠芳，与记者细细讨论了这个话题。
为什么生活好了，幸福感反而降低了
幸福可以数字来衡量吗？很难。程惠芳说，幸福感因人而异，吃不饱的人，有饭吃就是幸福；失业的人，找到一份工作就是幸福；而原先开10万元的车的人，开上了100万元的车，也是幸福。幸福感无法用指数来计算，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的欲望有多大。
“是不是有车有房就幸福了呢？其实也未必。”但是人有最基本的需求，如果生存需求满足不了，幸福就无从谈起。
程惠芳认为，物价、房价、油价等上涨导致的基本生活开支的上升，是幸福感降低的一个重要原因。
大量影视作品所宣扬的成功人生、完美生活、拉高了人们的欲望，现实情况却是，基本的民生保障还远没有到位。物价涨、房价高、交通拥堵、教育开支大、医院挂号难……衣食住行各方面生活成本的不断增加，让许多年轻人陷入“钱不够用”的焦虑之中。巨大的落差加剧了不幸福感。程惠芳认为，长此以往，人的价值观会扭曲，导致全社会以追求财富为目标，以拥有豪宅、好车、名牌包包为荣，人的精神世界被忽视了。“现在就是一个物质主义盛行的时期。”
社会分配的不公是降低幸福感的另一大原因。“资源占有的不公平，受教育机会的不公平，发展机会的不公平，带来了许多问题。如果这个社会总是老实人吃亏，人们就会对他一直坚持的东西产生怀疑。”
程惠芳认为，解决问题首先就要从经济层面着手。“政府讲保障民生。什么是民生？降低生活成本，这个就是真正的民生。”程惠芳说，“现在生活成本上升过快，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经成了常态，不仅会削弱经济发展，也让低收入人群和年轻人承受了巨大的生活压力。把收入提高上去，把生活成本降下来，让最低收入的人群也能保证基本生活需求，生存不会有压力，社会矛盾就会减少很多。”
在此基础上，制度层面也要有所变革，“人人拥有平等的发展机会，通过个人努力而不是非常手段，也可以拥有更高品质的生活。这样人才会觉得人生有希望，有安全感和幸福感。”
文化要给人向上向善的力量
在这个时代，如何重建精神世界？程惠芳认为，文化应该在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方面发挥应有的作用。
“我们现在讲文化产业化，这方向当然是对的。但是文化产品说到底是一种精神产品，特别是在公共文化领域，文化要引导人向上、向善。文化产业最怕以经济效益为中心，只讲挣钱，什么来钱搞什么，只有产业没有文化。”
程惠芳去过美国多次，对美国的主流文化印象深刻。“好莱坞大片、特别是一些生活类的片子为什么好看？因为他们反复弘扬的通常是正面的积极的价值观，比如拥有诚实、善良、勇敢、责任等品质，踏实奋斗的人，纵然暂时面对困难，但一定会有一个美好结局。看过之后你会觉得受到了鼓舞。春晚为什么不如以前好看？形式上确实很美，舞台、演员都很漂亮，舞台效果很好，但大家就是觉得不好看，因为少了那种打动人心的东西。”
“9·11”事件发生时，程惠芳正好在美国。发生在纽约的恐怖主义袭击让美国人的心灵遭受了巨大的震动，更大的问题是，袭击过后，无数人陷入了精神危机。关键时刻，有两样东西拯救了美国人的心灵，“一是音乐，二是诗歌”。
程惠芳感慨，像这样能够鼓舞人心的文化产品太少了，流行文化、电视节目和部分影视作品有低俗化的倾向，只是迎合，没有引导。一个人如果看电视看多了，或者整天泡在网上，很容易迷茫。“为什么现在的年轻人一遇到困难就轻易放弃自己的生命，或者去伤害他人？因为他们从来就没有想清楚，什么是最重要的，不知道怎样去面对失败和挫折，我们的文化没有给他们有力的引导。”
“人最危险的时候，就是没有精神支柱的时候。反过来，最困难的时候，支撑你的一定是内心所认定的东西。灵魂空虚，再好的物质条件也救不了人。光是吃吃喝喝，人是不会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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