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9月21日讯 一周之内，记者在杭州与常沙娜见了两次面。
第一次，是在中国丝绸博物馆，她把1959年在敦煌莫高窟搭着脚手架、拧着脖子临摹的历代服饰纹样原稿，全捐给了博物馆。
“我爸爸的画儿，和我的画儿，都回到了故乡。”81岁的她，把杭州话“画儿”，念得特别地道。
那是他的父亲，著名画家、我国第一代敦煌学研究专家常书鸿，心心念念的事儿。
“我叫沙娜，敦煌又叫沙洲，我和敦煌生来就有缘分。”这位杭州姑娘，生在法国，学在美国，“血统”混杂，可是名字里的“沙”，仿佛在冥冥中，结伴了一生。
12岁，她便跟着父亲，在敦煌的风沙里奔跑，绘下了洞窟中，逐渐剥落却又精美的牡丹、莲花、石榴等图案。
自然之灵，传统之美，从此在她的心底，生根，开花。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上，她在老师林徽因(梁启超儿媳妇、著名建筑家和作家)的指导下，第一次把中国传统文化，运用到了生活用品中——敦煌图案的真丝头巾、仿明清绦子花边和刺绣的背心、景泰蓝的首饰盒——作为礼品赠给外国友人。
而后，她参与了向新中国成立10周年献礼的“十大建筑”艺术设计：北京展览馆、首都剧场、民族文化宫等，还主持设计了中央人民政府赠送香港特区政府的紫荆花纪念雕塑。
第二次见面，记者陪着老人，在浙江博物馆武林馆区逛了一个多小时。
每看到一件古代木器、漆器，她便特别留意，半蹲下身子，端着老花镜，仔细搜寻光线下，暗藏的底纹，“多漂亮呀，这里面，有故事。”
当年，在著名的林徽因“太太客厅”里，她也听过不少故事，见过金岳霖(中国哲学家、逻辑学家，一直爱慕林徽因)，却没有八卦可以打探：“那不叫太太客厅，就是个afternoon tea(下午茶)，他们从来不谈个人之间的事情，总是在讲北京以后该怎么发展。”
只有说到现代城市设计，儒雅的老太太，声音尖锐了起来，“那个大裤衩儿，那个秋裤，多难看啊。传统的底子，都去哪儿了？”
她环视了一下博物馆周围，高高耸起的现代建筑，眼里闪着凌厉的光，“浙江的河姆渡文化与CBD中心，不能这样硬生生地结合。我还是喜欢孤山，那儿都是树，有蝴蝶。”
她曾在课堂上，给学生分析蝴蝶身上的颜色。
“你知道吗，蝴蝶的颜色，是世上最美的颜色。”81岁的常沙娜转身，温柔一笑。
常沙娜艺术与设计家、敦煌学家、教育家。浙江杭州人。1931年3月生于法国里昂，1948年赴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院美术学院学习，曾任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前身)院长。
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她先后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徽设计，以及人民大会堂、民族文化宫等“十大建筑”的室内外装饰设计。
常沙娜穿的衬衫，总是印着优雅的花纹，问她是否会自己设计衣服，她笑了：“都是买的呀。偶尔也会根据自己的比例和喜好，请学校服装设计系设计，我不赶时髦。”
但她爱美，尤其爱花朵。
敦煌与儿时梦
干完一天的活儿，父亲常书鸿在莫高窟生活区洒下的波斯菊花籽，让她着迷，她还见过各式各样的花，“土豆的花儿很漂亮，像水仙，花生的花儿，你们一定都没见过。”
传统与自然，是她在现代设计理念中，紧紧握住的两只手，也浸润在她一辈子从事的四件事上：敦煌艺术、花卉写生、装饰艺术设计、设计艺术教育。
而敦煌岁月，是一段没有学历的学业，“我在那里锻炼了我的生命。”常沙娜说。
记：您从小在法国长大，您父亲常书鸿当时已经是很有名的画家了，他当时怎么突然对敦煌有了兴趣？
常：我5岁的时候，他在法国的一个旧书摊上，翻到了法国人伯希和(法国汉学家、探险家)编著的《敦煌图录》，看得如痴如醉。
后来，他就跑到巴黎吉美博物馆，看了大量敦煌彩色绢画，被敦煌的艺术震惊了。
回家后，他兴冲冲地跟我母亲谈起了敦煌。他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想法：回国，到敦煌去研究艺术。
记：但对于要不要去敦煌，您家里也发生了一些矛盾？
常：我母亲当时在巴黎美术学校学雕塑，她坚决反对。因为父亲1927年来法国留学，9年间已经在绘画上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她觉得再回到贫穷落后、充满战乱与灾荒的国内，会让父亲前功尽弃。
虽然母亲极力反对，但父亲已下定了决心。1936年9月，他一个人回国了。
记：您12岁的时候，也跟着您的父亲来到了敦煌，您知道他是怎么工作的吗？
常：父亲一生不抽烟，不喝酒，也不喜欢游山玩水，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传统文化和敦煌艺术。
临摹与童子功
刚到莫高窟的那些年，为了清除流沙，修复洞窟，父亲像农夫一样挑沙子，打土坯，搭架子，修栈道。
那时候，在洞窟里临摹壁画，要忍受黑暗、寒冷和炎热的煎熬，但他一呆就是半天。
为了搞清“经变图(专门描绘经文中的一段或全部所说的内容的壁画)”的内容，他还学念经文，独自一人呆在洞窟里“面壁”琢磨。
为了进入最高的第196窟，在没有通道可上的条件下，他让人用绳子捆住双脚，悬空从距地面30多米的高空往下溜。
文革期间，他受到迫害，造反派不让他从事敦煌研究，让他清扫洞窟积沙。但每天清扫洞窟时，他都仔细观察壁画，还发现了壁画变色这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记：当时父亲还教您临摹？
常：对。当时临摹有三种，一个是客观临摹，已经破破烂烂的，剥离了的，也要全都画出来；二是整理临摹，破烂的，不要画，要研究出它原来的色调，整理出来；三，复原临摹，是张大千提出来的，能很好地还原，但是容易破坏壁画。
我父亲主持工作的时候，他定了一个规矩，不能复原临摹。他要求我从客观临摹入手，将北魏、西魏、隋、唐、五代、宋、元各代表窟的重点壁画，全都临摹一遍。
在临摹中，还要搞懂这些壁画的时代风格，理解其内容与形式、民族传统，以及与西域文化的关系。
记：所以，当时您的学业，都是在敦煌完成的？
常：我一辈子学的，都是没有学历的学业，其实走到哪儿都是“低等”的，但我实实在在的“童子功”，全来自于敦煌。
那时候，我每天跟着国立艺专毕业的大哥哥大姐姐们蹬“蜈蚣梯”，爬进蜂房般的洞窟，就着从洞口射进的阳光，临摹壁画。
父亲为我量身定制了一套学习课程，让我一辈子受用——每天要练字，朗读法语。董希文(中国现代油画家)教我西方美术史，苏莹辉(敦煌艺术研究员)辅导中国美术史。
记：除了临摹，您在敦煌还有其他娱乐活动吗？
常：几乎没有，我父亲很严格的。
白天，我在洞里临摹壁画。晚上，他就组织大家画素描，画老乡，画农民，带我们去写生。
所以，我在那时候的学习，既有古代的、传统的临摹，又有现代的写生。
当时，生活很苦，我母亲受不了，离家出走了。但我觉得很有乐趣。
记：您一直研究敦煌艺术，为什么后来转到工艺美术上去了？
常：1950年底，我从美国读书回来，刚好赶上北京午门有一个敦煌艺术展。
设计与林徽因
那次，梁思成(梁启超之子，著名建筑学家)和林徽因都去了。梁思成跟我父亲关系很好，一直鼓励他做敦煌研究。那天我父亲说：“沙娜，梁伯伯和梁伯母要去看展览，你陪他们参观。”
林徽因那时候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我扶着她看了一上午，她看得很激动，兴奋得脸通红。
后来，梁思成提出把我调到清华大学当助教，协助筹建工艺美术教研组。
当时我吓了一跳，我什么学历都没有，怎么做？结果一做，就是大半辈子。
记：您的很多现代设计理念，都是源自林徽因吗？
常：要不是她，我可能就去中央美院，跟徐悲鸿学画画了。
她真是了不起，那时候躺在床上，身体很差，但思路特别敏捷，她有很多想法，我就在她床前，记下来。
她跟我说：“沙娜，现在北京特种工艺景泰蓝处于非常糟糕的时候，还是宫廷的、老一套的摆设，能不能把它改造成现代生活所需的，比如灯台、盘子，你用敦煌的图案来弄。”
不久之后，北京召开“亚洲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组织者希望有一批会议纪念品，任务交给了林徽因。她就指导我——设计一块头巾，把敦煌的藻井(中国传统建筑中室内顶棚的独特装饰部分)，运用到头巾上。
当时要宣传和平，我就把毕加索的和平鸽，也放在上面。
记得前苏联芭蕾舞蹈家乌兰诺娃拿到这些礼品，说：“这是代表着新中国的新礼物。”
因为这块头巾，从此我的生活方向，开始转入设计了。我那时才21岁。是林徽因把我带到现代设计的路上。
记：对于如今的艺术设计，您最担忧什么？
常：我担心年轻一代忽略了民族传统与文化的传承和创新。人们对传统不了解，不重视，觉得越现代、越怪异、越是外国的，就越时尚。
我常常在路上看到小女孩，穿着超短裙，露出大腿，还弄个长袜子，再套双长靴子，或者高跟鞋，这既不卫生，也不符合人体比例。裙子在膝盖以下，才能体现女性的美。
周总理那时候就提出：古为今用，洋为中用，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
这个道理一直没变。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这是真理。我们是黄种人，黑头发黑眼珠黑眉毛，是大自然的造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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