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杭州9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崔晓宇)　如果刘佳芬愿意，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全职太太”，经营公司的先生，殷实的家境，给了她养尊处优的资本。

　　可是，刘佳芬不满足于此，她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从1997年来到宁波达敏学校至今，52岁的刘佳芬已经当了15年的残障学校校长。而在这之前，刘佳芬还当了14年的农村教师，6年的聋哑学校校长。

　　可以说，从刘佳芬18岁最初工作到现在，她一直在与孩子打交道，但在她的眼里，有残疾的孩子和正常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月虽残，亮如雪，高挂天空谁笑缺。”刘佳芬深情而坚定地说。她暗暗承诺：恒爱如春，恒爱每一天，恒爱每一个残疾孩子。

　　如果刘佳芬愿意，她完全可以安于现状，不对学校的教学进行改革，像其他特殊学校那样，教残障儿1+1=2，漠视他们不会吃饭穿衣。

　　“改！必须改！这种情形必须改！对这些孩子来说，生活自理都无法保证，何谈学习文化知识？”刘佳芬说，当时她提出了三大教学目标——重度智障学会自理生活，中度智障学会适应社会，轻度智障学会自食其力。

　　刘佳芬的特殊学生：“我愿意做他们的翅膀”

　　1997年的初秋，刘佳芬成为了浙江省宁波市唯一的智障儿童教育学校——达敏学校的校长，这一年，她37岁。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初到学校，眼前的一幕还是让她惊讶：孩子们在食堂吃饭，满桌满地的菜汤、饭粒，弄得满身满脸全是汤水，她甚至心生胆怯。

　　但是，一个智障孩子的母亲绝望的眼神，让她选择了留下来，而这一留，就是15年，一批又批的残障孩子，在她的手中学会了独立，走向了社会。

　　15年后的9月19日，刘佳芬像往常一样走进学校，她来到了初三班，这个班级正在教同学们做西红柿炒鸡蛋。

　　见到刘佳芬进来，同学们十分高兴，“刘校长”，一个脑瘫的孩子抱住了刘佳芬。

　　“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经常流口水，流鼻涕，刘校长看见了就帮他擦去，一点也不怕脏。”一个教师说。

　　这个教室很大，有点像实验室，外面的屋子摆着桌子，桌子上摆着菜板和菜刀，里面是厨房。

　　“刘校长，我怕火，特别怕。”一个女生指着液化气的打火开关，有点瑟瑟发抖，说话不是很连贯，锅里已经倒好了油。

　　刘佳芬扶着女生的手，一边鼓励她一边握着她的手，拧开了打火开关，而从始至终，这个女生都没有再逃避。

　　“这里很多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过来了，刘校长对他们好，他们都知道，对她也特别信任。”

　　这仅仅是刘佳芬工作15年的一个片段。作为一个残障学校的校长，她事无巨细，对全体学生都要负责。

　　她在厕所里教孩子们怎样使用卫生纸，她手把手教孩子走楼梯，冒着被攻击的危险，向那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张开了双臂……

　　2004年的一个冬天，刘佳芬知道一个智障学生因家中贫困，付不起伙食费的情况后，对财务说：伙食费从我工资里面扣。这一扣，就是3年。

　　也有人劝她：这些孩子智商不全，你为他们做这么多，以后他们也不懂得报答你。刘佳芬只是淡然一笑，仍然对孩子们倾注全部的爱。因为她并没有奢望得到报答，但求“无愧于心”。

　　2012年9月10日，刘佳芬收到一张贺卡，“当我小学二年级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经过您9年的教育，我现在可以自己挣钱了，祝刘校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王琳给我写的”，刘佳芬显得十分自豪，王琳达敏高职毕业以后，被一家超市录用，现在月薪能达到3000元。“真没想到孩子毕业了以后还能想着我。”刘佳芬一脸的幸福。

　　“如果说，智障的孩子是折翼的天使，那么，此生，我愿意做他们的翅膀。”刘佳芬想起了自己从前写的这句话。

　　刘佳芬的特殊教育：构建社区融合教育模式

　　谁也不会想到，刘佳芬的“生活教育”，首先遭到了家长们的质疑。

　　“学不到知识，我们孩子来学校干什么？”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您的孩子有变化！”刘佳芬承诺。

　　老师也质疑：没接受过这方面训练，连教材都没有，能成功吗？

　　“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刘佳芬下了狠心。

　　没有参考资料，没有电脑，刘佳芬和老师们自己手写、蜡刻；他们一边进行教学实践一边编写教材，在实践中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再回去改写教材。

　　1999年第一学期，老师们自己印刷、校对、装订的32开黑白1—6册6本教材终于面世了。从黑白到彩色，从蜡刻到印刷，15年间，达敏学校的老师编写教材44册，三套24本自编教材被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成为全省同类学校的通用教材。

　　东东今年17岁，是个唐宝宝，11岁就来到了达敏学校。

　　东东刚来到达敏学校之前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当于爸爸把他送到普通小学的第二天，学校就给东东办了退学手续。

　　来到达敏学校后，于爸爸发现，学校为了教会学生吃饭，中午的饭菜搬进了教室；为了教会学生过马路，老师自制了红绿灯、斑马线；学校还开设了模拟的超市、邮局、公用电话亭。

　　很快，东东可以自己吃饭了，可以自己上厕所，甚至可以自己过马路，“家里距离学校很远，我们每天忙着上班，天天送他上学很麻烦的。”

　　但是有一天东东主动说，想自己坐公交去学校，于爸爸又惊又喜，口头上答应了东东，但还是不放心地跟在后面，暗中“保护”。

　　四十分钟的车程，中间还要转站，但是东东竟然自己找到了学校。“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们十分感谢刘校长。”于爸爸说。

　　但是他不知道，刘佳芬为了取得今天得效果，经历了一个难关又一个难关。

　　2004年，刘佳芬发现在模拟情景下，重度智障的8名学生全部掌握了认路知识，可是，当学生被带到车站后，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回学校的路；

　　刘佳芬知道，要让孩子们融入社会，就要实行实地教学，老师们开始将学生带往超市、菜场、商店、医院……“今后学生们生活中要去到的场所，都将是孩子们的课堂”，刘佳芬说。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在超市，孩子们看见商品伸手就抓，还把糖果塞进嘴里；在游乐场所，他们居然在滑梯上大小便了。

　　此时的刘佳芬感觉最无助的一年。

　　但是了解刘佳芬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服输的执着的人。终于，刘佳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2005年，她邀请各个单位，加入她的达敏学校教育协作理会，从一开始的3家理事单位，发展到现在100多家，这些单位，都是同学们的课堂。

　　刘佳芬的职高班：中、轻度智障毕业生全部就业

　　刘佳芬没有满足。“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自食其力，以后可怎么办？难道一直待在家里，待在学校？我们不能永远照顾他们啊！”刘佳芬再一次陷入沉思。

　　很快，刘佳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办职高班。

　　但是，这个决定遇到了体制上的难题。达敏学校是区管的学校，而职高班是市教育局管的，办学的审批程序很复杂。一向支持达敏学校的海曙区教育局也犯了难。

　　学生们等不起。刘佳芬决定自己挑担子。2003年，她召回了已经毕业在家闲呆的孩子，办起了职高班。没有教室，挤出办公场所；没有老师，自己培养；没有课程，自己设置。

　　2005年，这个“非法”的职高班，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市教育局用变通社会力量办学等方式，批准了达敏职高班。

　　现在肖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小军军今年17了，轻度脑瘫，现在上初三。肖爸爸的户口在河南，在宁波工作，经人介绍，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说起自己的孩子，肖爸爸如数家珍一般：他很懂礼貌，上个星期在公交车上，他还给老奶奶让座呢！他很乐意和别人沟通，现在说话也比以前连贯多了！他还会自己做简单的饭菜，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饭菜……

　　但肖爸爸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未来。“我已经给他开了一个账户，但是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没有一技之长，以后可怎么办啊？”肖爸爸很忧虑。

　　“你或许永远也无法体会，一个智障孩子的家长拿到孩子第一份工资时那种感动。”靠摆水果摊为生的俞妈妈感慨地说，“孩子能生活自理我就很满足了，可是现在，他竟然还能出去工作赚钱！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俞妈妈的儿子名叫小杰，在达敏毕业后，他应聘到了八方集团，当上了一名操作工。如今，达敏职高班中、轻度智障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100%，最高的月收入超过3000元。

　　后记：

　　1874年英国人穆威廉开创了中国现代特殊教育的新纪元。2010年，日本特殊教育学会第48次大会在长崎大学召开，来自中、日、韩等国的特殊教育研究者2000人参加了会议。刘佳芬也在其中。

　　历经百余年，一个中国人所做的特殊教育事业，让日本的教授在自己家门口感慨：“日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做到了，还做得这么好！”

　　这次大会，专家云集，而会议主办方破例，把一个人的发言时间，从20分钟延长至50分钟。

　　完成这一“壮举”的人，名字叫刘佳芬，来自中国宁波。她的演讲，题为《弱智学校课堂教学社区化的实践与研究》，让全场轰动。

　　而刘佳芬在会议结束后，匆匆赶回了学校，“那些孩子离不开我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