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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愿意做他们的翅膀”——刘佳芬的特殊教育和她的孩子们

  浙江在线杭州9月22日讯(见习记者 崔晓宇) 如果刘佳芬愿意,她完全可以成为一个“全职太太”,经营公司的先生,殷实的家境,给了她养尊处优的资本。

  可是,刘佳芬不满足于此,她是个“事业心很强”的人,从1997年来到宁波达敏学校至今,52岁的刘佳芬已经当了15年的残障学校校长。而在这之前,刘佳芬还当了14年的农村教师,6年的聋哑学校校长。

  可以说,从刘佳芬18岁最初工作到现在,她一直在与孩子打交道,但在她的眼里,有残疾的孩子和正常的孩子都是一样的,“月虽残,亮如雪,高挂天空谁笑缺。”刘佳芬深情而坚定地说。她暗暗承诺:恒爱如春,恒爱每一天,恒爱每一个残疾孩子。

  如果刘佳芬愿意,她完全可以安于现状,不对学校的教学进行改革,像其他特殊学校那样,教残障儿1+1=2,漠视他们不会吃饭穿衣。

  “改!必须改!这种情形必须改!对这些孩子来说,生活自理都无法保证,何谈学习文化知识?”刘佳芬说,当时她提出了三大教学目标——重度智障学会自理生活,中度智障学会适应社会,轻度智障学会自食其力。

  刘佳芬的特殊学生:“我愿意做他们的翅膀”

  1997年的初秋,刘佳芬成为了浙江省宁波市唯一的智障儿童教育学校——达敏学校的校长,这一年,她37岁。

  尽管早有心理准备,但初到学校,眼前的一幕还是让她惊讶:孩子们在食堂吃饭,满桌满地的菜汤、饭粒,弄得满身满脸全是汤水,她甚至心生胆怯。

  但是,一个智障孩子的母亲绝望的眼神,让她选择了留下来,而这一留,就是15年,一批又批的残障孩子,在她的手中学会了独立,走向了社会。

  15年后的9月19日,刘佳芬像往常一样走进学校,她来到了初三班,这个班级正在教同学们做西红柿炒鸡蛋。

  见到刘佳芬进来,同学们十分高兴,“刘校长”,一个脑瘫的孩子抱住了刘佳芬。

  “这个孩子刚来的时候,经常流口水,流鼻涕,刘校长看见了就帮他擦去,一点也不怕脏。”一个教师说。

  这个教室很大,有点像实验室,外面的屋子摆着桌子,桌子上摆着菜板和菜刀,里面是厨房。

  “刘校长,我怕火,特别怕。”一个女生指着液化气的打火开关,有点瑟瑟发抖,说话不是很连贯,锅里已经倒好了油。

  刘佳芬扶着女生的手,一边鼓励她一边握着她的手,拧开了打火开关,而从始至终,这个女生都没有再逃避。

  “这里很多孩子从小学一年级就过来了,刘校长对他们好,他们都知道,对她也特别信任。”

  这仅仅是刘佳芬工作15年的一个片段。作为一个残障学校的校长,她事无巨细,对全体学生都要负责。

  她在厕所里教孩子们怎样使用卫生纸,她手把手教孩子走楼梯,冒着被攻击的危险,向那个患自闭症的孩子张开了双臂……

  2004年的一个冬天,刘佳芬知道一个智障学生因家中贫困,付不起伙食费的情况后,对财务说:伙食费从我工资里面扣。这一扣,就是3年。

  也有人劝她:这些孩子智商不全,你为他们做这么多,以后他们也不懂得报答你。刘佳芬只是淡然一笑,仍然对孩子们倾注全部的爱。因为她并没有奢望得到报答,但求“无愧于心”。

  2012年9月10日,刘佳芬收到一张贺卡,“当我小学二年级来到这里的时候,我什么都不会,经过您9年的教育,我现在可以自己挣钱了,祝刘校长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这是我的一个学生,王琳给我写的”,刘佳芬显得十分自豪,王琳达敏高职毕业以后,被一家超市录用,现在月薪能达到3000元。“真没想到孩子毕业了以后还能想着我。”刘佳芬一脸的幸福。

  “如果说,智障的孩子是折翼的天使,那么,此生,我愿意做他们的翅膀。”刘佳芬想起了自己从前写的这句话。

  刘佳芬的特殊教育:构建社区融合教育模式

  谁也不会想到,刘佳芬的“生活教育”,首先遭到了家长们的质疑。

  “学不到知识,我们孩子来学校干什么?”

  “给我一点时间,我一定让您的孩子有变化!”刘佳芬承诺。

  老师也质疑:没接受过这方面训练,连教材都没有,能成功吗?

  “没有教材我们自己编!”刘佳芬下了狠心。

  没有参考资料,没有电脑,刘佳芬和老师们自己手写、蜡刻;他们一边进行教学实践一边编写教材,在实践中发现有不对的地方,再回去改写教材。

  1999年第一学期,老师们自己印刷、校对、装订的32开黑白1—6册6本教材终于面世了。从黑白到彩色,从蜡刻到印刷,15年间,达敏学校的老师编写教材44册,三套24本自编教材被中小学教材审定委员会审核通过,成为全省同类学校的通用教材。

  东东今年17岁,是个唐宝宝,11岁就来到了达敏学校。

  东东刚来到达敏学校之前大小便都不能自理,当于爸爸把他送到普通小学的第二天,学校就给东东办了退学手续。

  来到达敏学校后,于爸爸发现,学校为了教会学生吃饭,中午的饭菜搬进了教室;为了教会学生过马路,老师自制了红绿灯、斑马线;学校还开设了模拟的超市、邮局、公用电话亭。

  很快,东东可以自己吃饭了,可以自己上厕所,甚至可以自己过马路,“家里距离学校很远,我们每天忙着上班,天天送他上学很麻烦的。”

  但是有一天东东主动说,想自己坐公交去学校,于爸爸又惊又喜,口头上答应了东东,但还是不放心地跟在后面,暗中“保护”。

  四十分钟的车程,中间还要转站,但是东东竟然自己找到了学校。“这是我万万没想到的,我们十分感谢刘校长。”于爸爸说。

  但是他不知道,刘佳芬为了取得今天得效果,经历了一个难关又一个难关。

  2004年,刘佳芬发现在模拟情景下,重度智障的8名学生全部掌握了认路知识,可是,当学生被带到车站后,却没有一个人能找到回学校的路;

  刘佳芬知道,要让孩子们融入社会,就要实行实地教学,老师们开始将学生带往超市、菜场、商店、医院……“今后学生们生活中要去到的场所,都将是孩子们的课堂”,刘佳芬说。

  但是,现实总是残酷的。在超市,孩子们看见商品伸手就抓,还把糖果塞进嘴里;在游乐场所,他们居然在滑梯上大小便了。

  此时的刘佳芬感觉最无助的一年。

  但是了解刘佳芬的人都知道,她是一个不服输的执着的人。终于,刘佳芬想出了一个好主意,2005年,她邀请各个单位,加入她的达敏学校教育协作理会,从一开始的3家理事单位,发展到现在100多家,这些单位,都是同学们的课堂。

  刘佳芬的职高班:中、轻度智障毕业生全部就业

  刘佳芬没有满足。“如果这些孩子不能自食其力,以后可怎么办?难道一直待在家里,待在学校?我们不能永远照顾他们啊!”刘佳芬再一次陷入沉思。

  很快,刘佳芬作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创办职高班。

  但是,这个决定遇到了体制上的难题。达敏学校是区管的学校,而职高班是市教育局管的,办学的审批程序很复杂。一向支持达敏学校的海曙区教育局也犯了难。

  学生们等不起。刘佳芬决定自己挑担子。2003年,她召回了已经毕业在家闲呆的孩子,办起了职高班。没有教室,挤出办公场所;没有老师,自己培养;没有课程,自己设置。

  2005年,这个“非法”的职高班,终于得到社会的承认,市教育局用变通社会力量办学等方式,批准了达敏职高班。

  现在肖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儿子毕业后能找到一份工作。小军军今年17了,轻度脑瘫,现在上初三。肖爸爸的户口在河南,在宁波工作,经人介绍,把孩子送到了这里。

  说起自己的孩子,肖爸爸如数家珍一般:他很懂礼貌,上个星期在公交车上,他还给老奶奶让座呢!他很乐意和别人沟通,现在说话也比以前连贯多了!他还会自己做简单的饭菜,那是我吃过的最香的饭菜……

  但肖爸爸最担心的还是孩子的未来。“我已经给他开了一个账户,但是钱总有花完的一天,没有一技之长,以后可怎么办啊?”肖爸爸很忧虑。

  “你或许永远也无法体会,一个智障孩子的家长拿到孩子第一份工资时那种感动。”靠摆水果摊为生的俞妈妈感慨地说,“孩子能生活自理我就很满足了,可是现在,他竟然还能出去工作赚钱!这是以前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俞妈妈的儿子名叫小杰,在达敏毕业后,他应聘到了八方集团,当上了一名操作工。如今,达敏职高班中、轻度智障毕业生的就业率达到100%,最高的月收入超过3000元。

  后记:

  1874年英国人穆威廉开创了中国现代特殊教育的新纪元。2010年,日本特殊教育学会第48次大会在长崎大学召开,来自中、日、韩等国的特殊教育研究者2000人参加了会议。刘佳芬也在其中。

  历经百余年,一个中国人所做的特殊教育事业,让日本的教授在自己家门口感慨:“日本做不到的事情,在中国做到了,还做得这么好!”

  这次大会,专家云集,而会议主办方破例,把一个人的发言时间,从20分钟延长至50分钟。

  完成这一“壮举”的人,名字叫刘佳芬,来自中国宁波。她的演讲,题为《弱智学校课堂教学社区化的实践与研究》,让全场轰动。

  而刘佳芬在会议结束后,匆匆赶回了学校,“那些孩子离不开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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