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崔引 摄
浙江在线10月15日讯 去年年初，鄞州一对老年夫妻相继倒在了家门口，全身抽搐、吐白沫……而现场并无任何被人加害的异常情况。
法医解剖尸体后发现，死者死于氰化物中毒。
最终，民警在死者家中找到一板感冒药胶囊，勘验发现这板胶囊曾被人挖开过又调换药粉。经过理化检验鉴定，胶囊中正含有氰化物。死者的儿子交代是他往胶囊里注入了氰化物，原本准备去毒狗，不料被父母误食，导致一场悲剧……
痕迹检验，法医解剖、刑事照相、DNA鉴定、理化检验……看过美剧《CSI：犯罪现场调查》的人对此恐怕不会陌生。在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研究所同样活跃着这样一支神秘的“CSI”队伍。
不同于柯南·道尔笔下的福尔摩斯，阿加莎·克里斯蒂笔下的波洛，或者007系列里的詹姆士·邦德，这支“CSI”队伍不上演单打独斗的英雄戏码，却以敬业的工作态度、亲密无间的合作，先进的科技装备，演出一幕幕扣人心弦的剧情。
痕迹检验和法医检验：“蛛丝马迹”不容错过
拎着几大箱设备出门，警车一路呼啸，直奔命案现场……痕检员刘焱和法医余荣军或许不知道，望着他们一路小跑的身影，不少人正在心里赞叹“太帅了”。
痕检员通常是第一个进入现场的，通过发现、提取、分析现场各种物证，在脑海中重建犯罪现场。
当刘焱处理完一部分现场，打开“通道”后，余荣军就和同事进入现场。作为法医，他的职责就是读懂受害人留下的最后的信息，通过检验解剖，找出死因和各种有效信息。
尽管两者工作内容不同，但细心、严谨的工作态度却是一样的。
刘焱遇到过这么一桩案子：
2010年冬天，奉化一居民楼内一女子被杀，门是锁着的，悬挂在窗口的空调室外机上有攀爬痕迹。案子是新发生的，应该和陈旧的痕迹没有关系，“当勘查陷入僵局，回头再看，发现这个痕迹并非陈旧，而是因为覆盖在室外机上的积雪融化而‘被做旧’的。”刘焱说。案件破获后也证实了这一点，犯罪嫌疑人的确是通过窗户进入室内行凶的。
而对余荣军来说，尸体上的每个细枝末节都有可能是关键线索，“比如死者曾经隆胸，使用的硅胶的质量就能从侧面反映出死者的经济水平；比如死者指甲的长短，所使用的指甲油的品质，对死者身份的确认也有一定的帮助……”
痕检员通过现场分析，认为可能有多人作案；而法医通过对死者所受伤的分析，认为可能是一人所为。那么，侦破方向何去何从？两者间的争论在所难免。对于这些争议，余荣军认为既要立足自己的专业，不允许出错；又要两者之间相互讨论，互相修正改进。
刑事图像“证据固定”：一个镜头千钧重
“基本上不拍会动的东西。”李丙庆举了举手中的相机。入行四年，他镜头里的“主角”多是犯罪现场和物证。简单说，他所干的活叫“证据固定”。
也有人对李丙庆干的活表示不屑：不就是跟在痕检员后面按几下快门嘛，只要拍得清楚就好，谁不会？
“我们对现场物证的提取往往对其本身会有损害，因此都会先让他拍摄下来。这是唯一一种无损提取的方式。”经常和李丙庆合作的刘焱说。
要做到拍得“清楚”也并非易事。对李丙庆来说，快门并不是按得越多越好，而是要用最少的照片反映出整个现场中各类证据的逻辑关系，客观、完整、清晰地记录案件现场原貌，这不仅能为后续的侦查办案提供技术支撑，还能为法庭的审理提供客观真实的证据。
从过去的胶片摄影到现在的数码摄影，设备的变化，并没有降低对刑事照相人员的要求。有些物证非常考验拍摄技巧，李丙庆甚至还要利用定向反射镜、紫外线等辅助拍摄。
“经常在这种紫外光线照射下工作，会对人体产生伤害，可能导致皮肤疾病。”刘焱忍不住要为搭档说两句。
在做好刑事照相工作之外，李丙庆还有自己的专长：视频侦查。随着科学技术日益发展，视频侦查在破案过程中也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了一起群殴的案子，李丙庆曾连续花8个小时看了800多张视频截图，直到从模糊的视频里分辨出“究竟是谁打了谁，打了几下。”而这些都将成为法庭诉讼中重要的证据。
视频侦查并不完全是坐在电脑前就能搞定的。利用技术手段，李丙庆能够通过监控拍下的视频计算出被拍车辆当时的时速，不过这仍需要跑到现场去做标点测量。有一次，他在杭州湾跨海大桥上做测量，“车速百码以上的货车不断从身边呼啸而过，心里还是蛮慌张的。”
DNA物证和理化检验：瓶瓶罐罐现真相
刘俊的“战场”不是围着警戒线的命案现场，而是摆满精密仪器和瓶瓶罐罐的实验室。他从事的是理化检验，尤其是毒化检验。
技术人员鉴别毒物的场景在美剧《CSI》中并不少见：提取一份检材，注射到一个小瓶子里，放到仪器里一震动，打印机里马上吐出一份报告，告诉你是什么毒物。“真正要从检材中分析出毒物的成分，不仅需要反复试验，还要做大量比对。”刘俊说，理化检验人员一般不出现场，但并不意味着可以“闭门造车”，同样需要了解案情，尤其是现场具体情况，这样才能有针对地检验，最终确定毒物种类和成分。
作为一个优秀的毒化检验人员，面对案子，刘俊总要比别人多想一种可能性。
今年年初，城南一家电镀厂的污水池内发现3具尸体。刘俊和同事两度到现场进行检验，“一听说是电镀厂出事，当时脑海里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氰化物中毒，这是比较常见的。”刘俊说。
偏偏不是。在进行多项检测，排除诸多可能性后，刘俊和同事最终在污水池的污水中检测出了三氯乙烯，“这是电镀行业常用的有机工业清洗剂。按常规，使用后的废液有统一的回收渠道，极少有人因此中毒。”
这一发现，也为法医的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参考依据。
和刘俊一样战斗在实验室这个“特殊战场”的，还有DNA物证检验人员，俞俊就是其中一个。
案发现场附近的一片荒草地，一枝被折断的“加拿大一枝黄花”引起痕检员的注意，上面显然被人捋过。这份检材被交到俞俊手中，经过大量工作，上面最终提取到犯罪嫌疑人的DNA，案件很快告破。
“随着数据库应用和各种技术手段的发展，DNA检验在刑事科学技术中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俞俊说。
虽然技术越来越发达，但对俞俊和他的同事来说，肩上的压力却丝毫没有减轻，“需要DNA检测基本上都是关乎人命的大事，哪怕是一丁点的错也是不允许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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