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汉学家、诺贝尔文学奖评委马悦然在上海谈莫言获奖，他给我们带来的疑问是：为了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给马悦然送画、写信的“文化干部”是谁？
23日，诺贝尔文学奖评委会前主席谢尔·埃斯普马克也在上海举行他自己的作品的发布会。他把马悦然带给我们的问题变成了：究竟有没有这么一个“文化干部”？“文化干部”是马悦然编出来的一个故事？我们都轻信了马悦然？
据报道，当记者问：“马悦然最近对媒体说有中国官员试图贿赂他，你听说过吗？”埃斯普马克回答：“这完全是编的，我听说过这个传闻，但这完全是胡说。没有人试过，他们知道我们是不可贿赂的。这是对马悦然所说的“贿赂”正面的、直接的否定，语义十分清晰、确定，没有一点含混、模糊，没有一点歧义，不存在多角度理解的可能。
但是，在此前的报道中，马悦然是怎么说山东那位文化干部的：“他半年之前给我寄了很多画，什么古书，我都给他送回去。他说‘我钱很够了，奖的钱可以给你，但是名誉归我’。但是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作家，没有一个我读过的作家敢给我写这样的信。”言之凿凿，不由人不信；如果一点没影的事也能编得这么有鼻子有眼，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评委，还有什么信誉可言？这不能不叫人生出这样的疑问：马悦然有什么必要编这种故事呢？这样的故事显得一个人很有地位，很受追捧，但是，一个著名的汉学家，都是世界最著名的文学奖的评委了，马悦然还需要这样的虚荣吗？
那么，难道是埃斯普马克错了吗？有没有这可能——因为埃斯普马克出于对诺贝尔文学奖的每一位评委的信任，所以他认为没有人会傻到去做一件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不相信有人会向马悦然行贿？——也就是说，埃斯普马克所表达的其实是一种信念，他相信事实跟他的信念不会有出入，所以，在这件事情上，埃斯普马克的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合二为一了？
“马悦然揭‘文化干部’行贿”一经见报，立即引来了大量的评论与跟帖，分析、抨击“文化干部”的所为；这是因为，我们固然倾向与相信诺贝尔文学奖评委的职业道德，但是，我们与埃斯普马克的区别在于，太多的所见所闻所历，告诉我们：事情本身办不到，不等于没有人想去办；我们以为不应该去做，也做不到的事情，有人就相信自己能办到，而且真的办到了。
马悦然和埃斯普马克掐上了。两个人当中，总有一个是错的。比起来，马悦然更错不起，因为他要是错了，就是捏造事实，就跟人品有关了；而埃斯普马克错了的话，仅仅是判断失误，是过于天真。这太令人羡慕了，我们早就失去了这份天真，所以我们一下子就相信马悦然说的是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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