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谭启龙同志在慈溪与省委书记李泽民握手。
时任省委副书记的谭启龙给农民劳模佩戴光荣花。
浙江日报讯 2013年是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中共浙江省委原书记谭启龙同志诞辰100周年。谭启龙同志1913年1月出生，江西永新县人，1933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一生中曾三次在浙江战斗和工作，为浙江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浙江人民永远怀念他。
一进浙江
领导创建浙东抗日根据地
1942年5月浙赣战役爆发后，沿浙赣线的浙东地区和杭甬线以南的广大地区先后沦陷。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谭启龙同志受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委派，率部挺进浙东，领导开辟浙东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他先后任浙东区党委书记、三北游击司令部政委、新四军浙东游击纵队政委、浙东参议会议长等职，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巩固和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使浙东成为抗日战争时期全国19块抗日根据地之一。
谭启龙同志高瞻远瞩，洞察全局，把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与浙东的实际紧密结合起来。他到浙东后不久，就召开了浙东敌后第一次干部会议，并作了《目前国内外形势与我党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根据地的方针》的报告。他在报告中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巩固的敌后游击区工作的基本方针；分析了发展浙江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础和条件；提出了发展浙江敌后工作的各项具体政策。同时也分析了浙东孤悬敌后、远离老根据地，开展抗日斗争也有十分艰巨的困难需要克服。尔后，又确定了“独立自主地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敌后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开展广泛的统一战线，尽可能团结抗日各阶层共同抗日，争取抗战最后胜利的总方针”，并规定了实行这一总方针的各项基本政策。这些方针和政策的制定，为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谭启龙同志极为重视军事建设，始终把发动武装抗日和坚持抗日游击战争作为首要任务。在以谭启龙同志为首的浙东区党委的领导下，建立了主力部队、地方武装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采取灵活的游击战的战略战术，打击日伪顽，取得了辉煌的战绩。据不完全统计，从1941年5月到1945年8月，浙东游击纵队经历大小战斗643次，克复县城两座，攻克大小据点110个，毙伤俘敌伪官兵9000余人，并缴获大量的武器和军用物资，解放人口400万，浙东抗日武装及党政干部发展到15000余人。
谭启龙同志模范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团结各界人士共同抗战。他在到达浙东敌后不久，就提出要“团结浙东敌后各党派人士，各友军，各地方政府，各阶层人民，各宗教团体，结成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共同为坚持浙东敌后斗争建立根据地而斗争。”他积极主动地与国民党浙江当局合作，争取共同抗战，同时还努力团结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为抗日作贡献。正是在谭启龙同志等人的亲身践行下，浙东区党委广泛开展了对国民党军政人员的工作，收到了明显的效果，同时团结了地方上的开明士绅和抗日爱国人士，使浙东抗战得到了各阶层人士的热情支持和拥护。
谭启龙同志努力贯彻实行符合广大人民利益的新民主主义政策，使根据地各项建设事业得到长足发展。在政权建设方面，成立了浙东敌后临时行政委员会，召开了浙东敌后各界临时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浙东行政委员会和浙东临时参议会，正式成立了浙东行政公署，同时任命了各地区的行政专员、特派员和各县县长。工会、农会、妇女会、青年联合会等群众组织普遍建立。在经济建设方面，实行减租减息和合理的税收制度，保护工商业，发展工农业生产，创办浙东银行，发行抗币。在文教建设方面，实施新民主主义的教育方针，开办党校、军政干校和鲁迅学院浙东分院等，成立新华通讯社浙东分社，创办《新浙东报》、《战斗报》和《解放周报》，还成立了东南文化社和韬奋书店等。浙东抗日根据地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战略部署，浙东新四军主力奉命北撤。1945年9月30日，谭启龙同志率部撤离浙东，离开了他曾经浴血奋战四年的浙东大地。
二进浙江
为新浙江的建设呕心沥血
谭启龙同志从1949年5月第二次进入浙江到1954年4月调往山东工作，历任杭州市军事管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共浙江省委副书记、书记，省人民政府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省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协商委员会副主席、主席等职，领导浙江人民医治战争创伤，开展新民主主义建设，为新浙江的建设倾注了大量心血。
谭启龙同志在浙江解放初分管全省农村工作，为农村建设和农业经济恢复发展作了大量工作。面对农村凋敝、物价飞涨、匪特猖獗、民不聊生的局面，谭启龙同志协助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果断地把工作重点从城市转向农村，完成农村工作六大任务，迅速改变了农村工作被动的局面。在此基础上，在全省范围内开展了土地改革。谭启龙同志担任省人民政府土地改革委员会主任，具体负责指导土改工作。在他的领导下，全省的土地改革贯彻了“小心谨慎，逐步开展、大胆前进”的工作方针，经过典型试验，然后全面展开。到1952年1月下旬，全省的土改运动基本结束，99.5%的地区完成了土地改革。通过土地改革，废除了封建的土地所有制，解放了农业生产力，促进了农业生产的恢复和发展。随后，谭启龙同志又以极大的精力领导了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使广大农民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农村面貌焕然一新。
谭启龙同志十分重视党的统一战线工作，为新浙江建设凝聚各方力量。浙江解放不久，为了贯彻毛泽东关于“不要破坏蒋介石的住宅、祠堂及其他建筑物”的指示，他特地赶到奉化，要求宁波地委向群众做好解释宣传工作，妥善保护蒋介石的老家及周围的风景，这对于增进原国民党人士和台湾同胞对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了解，促进祖国统一大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善于与各方面人士交朋友，加强沟通联络。在“五反”运动中，他注意做好消除工商界人士因运动而带来的消极抵触情绪，注意调动工商业者的经营积极性。他亲自出席省协商委员会召开的会议，向工商界人士阐述党在“五反”运动中的有关政策，动员工商业者放下思想包袱，积极进行生产和改善经营，使他们看到了前途，树立了信心。同时，谭启龙同志也十分注重对群众团体的领导，工会、妇联、青年团等组织召开会议，他经常亲自去参加和讲话，充分发挥这些群众组织在新浙江建设中的作用。
谭启龙同志非常重视组织和干部工作，注重加强党的建设。浙江解放前夕，他根据中央要求，亲自率领从山东抽调的八千多名南下干部赶赴浙江，为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提供了干部保障。他曾一度兼任省委组织部部长，亲自抓组织和干部工作。他按照省委分工，对做好南下干部、解放浙江的野战军干部和在当地坚持斗争干部的团结问题做了大量工作，使南北干部的团结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他还根据省委决定，负责筹备和组建浙江省干部学校，并亲自出席学校开学典礼，为新浙江建设培养了大批干部。为加强党的建设，他先后领导开展了整党建党工作和“三反”运动，从政治、思想、组织各方面有力地保证了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和经济建设的顺利开展，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肯定。以后，他又领导了全省的“新三反”运动，强调在运动中要放手让群众大胆揭发、检举干部中存在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违法乱纪、压制批评等行为，使犯有这些错误的干部思想上大为震动。同时他又提出要具体分析，明辨错误产生的原因、性质、影响以及造成的损失，区别对待，不能一概而论。在他的领导下，全省干部的思想作风日渐好转，干群关系、党群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
谭启龙同志还十分关心西湖的建设，为杭州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进入杭州以后，他就和谭震林同志一起，提出要把杭州改造、建设成世界上最美丽的花园城市，成为“中国的日内瓦”。1954年初，针对西湖西部山区大建疗养院、休养所，破坏了西湖自然景观的现象，他在实地察看后，果断决定停止休养院、疗养院的建设，在建的疗养院全部改建到其他地方，已经被挖平的山头，重新堆上泥土，种上树木，以保护西湖的自然景色。经过历届省市委的共同努力，现在的杭州已成为世界旅游的花园城市。谭启龙同志虽早已离开杭州，但他为建设杭州所作出的贡献，浙江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在谭启龙等同志的努力下，经过五年的艰苦奋斗，浙江的经济社会状况大为改观，全省农业生产逐渐恢复，由解放前的缺粮省变为粮食自给省。工业生产有条不紊地进行，浙江解放后新建的第一个国有大型企业——浙江麻纺织厂已经投产，有“浙江第一颗夜明珠”之称的黄坛口水电站也开始动工兴建。国营经济在发展生产、调节流通、稳定市场中的主导作用也开始发挥，国民经济的结构发生了深刻变化。这些成就，无不渗透着谭启龙同志的心血和汗水。
三进浙江
挽浙江危难局势于既倒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谭启龙同志遭受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但他坚信党的领导，坚信群众，同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进行了坚决斗争。1972年4月，正在福建工作的谭启龙同志奉命赴京，参加中央解决浙江问题的会议。会后，谭启龙同志调浙江工作，先后任中共浙江省委书记(主持工作)、省革委会副主任，省委第一书记、省革委会主任、省军区第一政委等职，为稳定浙江局势，减轻“文化大革命”给浙江造成的损失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在中共中央的领导支持下，谭启龙同志到任后，注重思想整顿，开展批林整风运动，努力肃清“左”倾错误的影响。他主持召开省委常委扩大会议、省委全会扩大会议，总结“文化大革命”以来浙江的工作，集中揭批林彪反革命集团在浙江的罪行，以消除“左”倾错误的影响。之后，他又召集省委常委开了10个半天的批林整风会，着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各自检查自己在与林彪反革命集团斗争中的错误和应负的责任。在谭启龙等同志的带动下，全省各地都陆续召开会议，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掀起了批林整风运动的高潮。这对于全省经济社会的初步复苏，起到了积极作用。
谭启龙同志在抓思想整顿的同时，着手抓国民经济的调整、整顿工作，努力消除“文化大革命”对浙江国民经济造成的破坏。他强调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提出要理直气壮地抓业务、抓生产、抓管理，落实经济政策，并向全省人民发出了努力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的号召，发动机关干部深入工矿企业，说服动员工人团结起来，上班生产。在谭启龙同志和广大干部、群众的努力下，全省工农业生产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1972年，全省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11.6%，粮食亩产达到541公斤，成为全国第一个亩产超千斤的省份。在谭启龙同志的领导和支持下，从1973年开始，浙江相继上马了宁波港、镇海清水浦渔业基地、浙江炼油厂和镇海电厂四项工程，为全省和宁波市以后的经济发展奠定了基础。
谭启龙同志在工作环境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与“四人帮”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当时，“四人帮”为了把浙江变成他们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操纵支持浙江的造反派不断制造事端，批判谭启龙同志。1975年1月，在省委召开的工作会议上，在与会人员的众目睽睽之下，已60多岁的谭启龙同志被造反派公然绑架，幸亏公安民警、警卫战士等奋力救护，才把他从造反派手中夺回。面对“四人帮”直接插手浙江造成的严峻形势，在几乎无法工作的情况下，谭启龙同志与江青、王洪文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维护了浙江稳定发展的大局。他的行为得到了刚复出工作不久的邓小平同志的鼓励和支持，专门让中央办公厅打电话说：“谭启龙不能倒！”
谭启龙同志在邓小平同志的关心和支持下，认真贯彻整顿方针，注意抓住批判派性、增强团结这个关键环节，果断批判和处理了全省影响最坏的几个造反派，打击了造反派的嚣张气焰。同时，采取相应的组织措施，处理“突击入党”和“突击提干”问题；运用“团结——批评和自我批评——团结”的方法，整顿领导班子，增强团结，进一步落实安定团结的指示。全省社会开始安定，工农业生产开始恢复，社队企业得到了较快发展，混乱不堪的局面开始改变，形势有了较大好转。
1975年9月中旬到10月中旬，谭启龙同志参加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和农村工作座谈会，对会上提出的“要将人民公社的核算单位在近期内由生产队过渡到生产大队”提出了不同意见，得到主持会议的李先念同志的肯定。会后，谭启龙同志被“四人帮”以治病为由硬留在北京达一年之久。期间，多次受到批判和迫害。1977年2月，谭启龙同志调任中共青海省委第一书记，第三次离开浙江，奔赴新的工作岗位。
高风亮节
片片真情留浙江
谭启龙同志对党的事业忠心耿耿，鞠躬尽瘁，为党、为人民奉献了一生。他政治敏锐、党性强、觉悟高，坚持原则、顾大局、讲团结。他具有强烈的革命事业心和政治责任感，始终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对党的事业高度负责。他工作严谨，处事稳重，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思想解放，实事求是，善于调查研究。他严于律己，清正廉洁，始终保持着俭朴的生活和艰苦奋斗的作风。他胸怀坦荡，光明磊落，充分体现了一个共产党人的高尚品质和道德风范，实践了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誓言。
谭启龙同志热爱学习，善于利用空隙时间刻苦钻研，有较深的理论造诣。他虽然没有上过学，但刻苦自学。不仅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毛泽东思想，也注意学习文学、历史。浙江解放初期，条件异常艰苦，他也不忘加强学习。他曾和省委书记谭震林同志一起在办公室讨论斯大林的《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这篇著作，议论得十分热烈，谈笑风生。他还曾参加谭震林同志主持的“星期日学习会”，与省委委员一起交流思想、学习情况，取得了很好的学习效果。1954年3月，他陪同毛泽东同志去绍兴视察，听毛泽东同志等人谈论《红楼梦》，说里面有六条人命，不读《红楼梦》，就不知道中国的封建社会，这更加激发了他读书的兴趣。
谭启龙同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善于调查研究，具有丰富的领导经验。他一贯重视深入群众，调查研究，稳重妥善、实事求是地处理问题。他常说，要把毛泽东同志一贯坚持的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进一步发扬光大。在开创浙东抗日根据地初期，他就利用部队流动的机会，抓紧时机熟悉地理地形和风土人情，了解各方面情况，依靠群众开展工作。全国解放后，他先后在浙江、山东、福建、青海、四川五个省担任领导职务。每到一地，他都利用各种时机开展调研工作，与群众打成一片。离休定居山东以后，他还是延续密切联系群众、深入调查研究的作风。正是这种作风，使他所写的调查报告多次得到中央的肯定和重视。
谭启龙同志作风民主，平易近人，诚恳待人。他主持会议讨论问题时，总是启发别人提意见，从不轻易打断别人的发言，不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人；别人主持会议，他也总是畅所欲言，发表自己的见解，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他不以领导自居，没有官架子。他心胸开阔，待人诚恳，从不整人。浙江省文化厅原厅长、省文联名誉主席黄源曾说他正派、谦和、不整人，在他领导下放心，可以放手干工作。
谭启龙同志一向严于律己，要求别人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身体力行，为人表率。他对亲属和身边工作人员要求严格，注意作风建设。杭州刚解放时，条件艰苦，但他从不用自己的专车接送上保育院的孩子。他的爱人在解放初被分配到省委保育院(即幼儿院)工作，一开始有些想不通，工作不是很安心，积极性不高。谭启龙同志就毫不客气地批评她，开导她，使她愉快地加入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
谭启龙同志胸怀坦荡，光明磊落，顾大局、讲团结。1982年，在党中央提出领导干部年轻化的要求后，他主动向中央写报告，提出“退下来”，得到了中央“高风亮节，见高识远”的表扬，邓小平同志还为他亲笔题词：“人间重晚晴”。
谭启龙同志先后三次在浙江战斗、工作了十多年，对浙江怀有深厚的感情。他在山东工作期间，曾提出“南茶北引”、“南竹北引”的设想，即把浙江的龙井茶在山东进行培育、种植，并为此做了大量工作，取得成功，从而为山东、浙江两地的交流合作做出了贡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又多次来到浙江，或参加会议，或视察经济建设，或看望过去的老战友，或参观革命旧址。他十分关心浙江的党史工作，多次参加有关党史会议，撰写回忆录，为立准立好党史竭尽全力。根据谭启龙同志的遗愿，2003年1月去世后，他的骨灰安放在浙东抗日根据地的四明山革命老区，体现了他对生前曾浴血奋战的这片土地的深深眷恋。他把片片真情、无限关爱留在了钱塘江畔，留给了浙江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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