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在线消息 在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今天。中国人有了一个新的梦想：那就是在通信领域获得领先的地位。然而现实却是：我们在移动通信方面的自主研发能力相对落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一个伟大的梦想和一个
    脆弱的现实的反差无时无刻不在撞击着一个企业家的心，他就是中国首家生产移动通信产品的东方通信集团的总裁施继兴，他一直在思考着如何从一个脆弱的起点去追逐一个伟大的梦想。
    
　   改革被人砸西红柿

    【作为上世纪60年代北京邮电学院高材生的施继兴，可谓与祖国的通信事业同生存同发展。30多年来，他一直未曾离开过通信行业。悠悠岁月磨练了施继兴立志要振兴中华民族通信产业的坚定信念。1988年，施继兴受命任“东信”前身———杭州通信设备厂厂长。】
    
    杨澜：施总，当1988年您出任东方通信的前身———杭州通信设备厂厂长的时候，您有没有预见到日后中国移动通讯会发展得这么迅速？
    施继兴：没有，我们只是感到移动通信是一个发展的趋势，特别是改革开放之后，很多外商可能有这样一个需求。现在平均每天20万用户，可以说一天等于过去的14年。
    杨澜：刚刚开始做厂长的时候面临什么样的难题呢？
    施继兴：开始创业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受到了计划经济的束缚，所有的立项、审批、包括资金的筹措，一切都是要有计划安排的。
    杨澜：听说一开始在公司内部实施全方位改革，您希望为技术人员加工资时还被人用西红柿袭击过？
    施继兴：我们推动劳动人事体制改革，因为我们工厂是在山沟里面，当时按国家分配的话，人员的工资只有七八十元，很多优秀的技术人员不愿意来。我们就把所有的工资奖金捆在一起，叫捆绑工资，提升到400元左右。当时每级的工资别人增加不到10元，你一下子到400元，有些工人包括干部想不通。记得我们作了这个决定，第二天想开个办公会议，听听有些什么反映。一个小伙子冲进来，拿了一袋西红柿，就砸到我面前，砸得我满脸、满身全是西红柿。后来还有一个退下来的工人干部，拿了把劈柴刀，要威胁我，被我们一个工会副主席阻拦了。我还是有一定的准备的，但没想到会这么激烈，所以改革总是要付出一些代价的。好在我们改革很快就见到了成果，最后得到了我们员工的理解。

    谈判心力交瘁得重病

    【对于施继兴来讲，改革所要面对的是这样的现实：我国通信基础建设急需的大量现代化通信设备，约有80％是从国外进口的，国内的通信工业产品市场占有率迅速下降，市场形势日益严峻。而杭州通信设备厂是一家有40年历史的老厂，技术落后，资金不足，如何与国外一流的通信大企业竞争？这时，施继兴想到了“借鸡生蛋”、“借船出海”的道理———用外国人的技术，生产高起点的通信技术产品，实现企业的跳跃式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或赶超世界一流水平。】
    
    杨澜：1990年，正是中美关系比较紧张的时候，那个时候您开始了与摩托罗拉的谈判，我相信这个谈判不会非常轻松。
    施继兴：开始的谈判是非常艰苦。一方面，摩托罗拉本身不是非常愿意转让技术。另外，那个华裔，他的谈判风格是非常非常奇怪，老是动来动去的，从来不坐下来，后来我干脆陪他走，所以效率是极低的。而且老外每次文本要有一点改动，哗哗都撕掉，从头来过，其实计算机改一改是很简单的事情。但他的风格就是这样子，所以花掉了我们很多精力，每天晚上要到深夜三四点，我们回去大门都锁住了，都要翻墙进去。记得最后一个星期，我们每天都谈到早上四五点钟，然后休息一个小时，七八点钟又要开始谈判。所以心力交瘁，把身体拖垮了，后来就咳血，检查出来得了肺结核，在医院里面躺了两个月。
    
    财富实现价值更重要

    【东信人永远记住这个日子———1990年12月23日。在中国进出口公司大楼里，东信人同摩托罗拉代表，双方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这“历史的一握”奠基了中国移动通信产业、东方通信由此走向世界、走向辉煌。今天东方通信的年销售额已腾跃至160多亿元，而谁会想到，10多年前仅有3000万元销售额的杭州通信设备厂，十年弹指一挥间，其产业规模扩大了500多倍，成为中国通信产业规模最大的国有企业和上市公司。】
    
    杨澜：东信在您的领导下从10多年前3000万元的销售额上升到去年的160多亿元，在您的印象中淘到的第一桶金是哪一次？
    施继兴：这在我们的初期。我们是1990年底和摩托罗拉公司签约的，引进移动通信的技术产品。1991年到1992年底手机市场就完全启动，所以我们的销售额一下子从1990年的37万元跳到1992年的4亿多元，一举进入全国500强国有企业。

    杨澜：我不知道可不可以问，作为一个国有上市公司的总裁，您的个人收入与您的工作成绩挂钩吗？或者说这一桶金是东信赚的，不是您个人赚的。
    施继兴：当然现在不能完全跟国外同等规模的公司比较，那差距还是很大很大的。但是我始终在想，我们国家整个改革开放，整个市场经济发展的成熟总要有一代人付出一些代价，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我们所实现的市场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自己的收入。

    杨澜：施总能不能说说从1988年到现在，14年中最能够给您带来满足感的是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施继兴：我感到一个人能够对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推动作用，我感到非常欣慰。有人说我是中国移动通信第一人，当然我受之有愧，但对移动通讯整体的产业，我投入了极大的心血，收到了很大的成效，我感到非常的欣慰。

    杨澜：您怎样看待财富和金钱？
    施继兴：金钱固然是重要的，但是我想除此之外，能实现你的社会价值、人生价值是更重要的。

    竞争建杭州移动谷

    杨澜：虽然东信取得了这样长足的发展，但毕竟现在在中国市场，手机销售排在前列的还是一些国际著名品牌，您怎么样去和这些拥有巨大的国际市场、雄厚的资金和技术背景的大企业竞争呢？
    施继兴：在初期阶段我们主要通过和他们合作，踩在他们的肩膀往上升，后来我们加大了自主开发的力度。但这些大公司随着全球经济变化，最近也陷入困境，这给了我们很好的警示，但另一方面也给我们提供了新的发展机会。现在中国移动通信产品竞争进入一个畸形导向时代，只要设计比较新潮，用户喜欢，不管品质如何，照样可以提高市场占有率，所以造成这样的情况：一些大牌公司，由于内部的环节多，管理效率也就降低了，竞争力也受影响，这也给我们创造了追赶的机会。

    杨澜：您也在带头创立杭州移动谷，把产业方方面面的中小企业团结在一起来共同发展，在这个方面您觉得杭州有竞争优势吗？
    施继兴：相对于北京上海，或者说深圳，我觉得杭州有很大的优势。全球的信息产业包括移动通信业正加快向中国转移，我想未来五年之内，它的制造规模一半在中国，中国的一半在长江三角洲。杭州离上海又这么近，也是非常适合于创业，尤其浙江人这么聪明智慧，非常富于创业精神。现在所有国内的园区绝大部分都是政府办的，我想企业化园区一定更适应企业发展的需要。
    
　　第一桶金

    1990年底引进摩托罗拉公司的技术产品，第二年手机市场就完全启动，销售额从1990年的37万元跳到1992年的4亿多元，一举进入全国500强国有企业。
 
    掘金感受

    用外国人的技术，生产高起点的通信产品，实现企业跳跃式的发展。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或赶超世界一流水平———这便是借鸡生蛋，也叫借船出海。

    最满足的事

    有人说我是中国移动通信的第一人，对此我当然受之有愧。但我对移动通信事业的发展，确实投入了极大的心血，我感到一个人能够对整个国家产业的发展起到一定的作用，这是非常欣慰的事。

    杨澜谈施继兴

    想让施继兴多谈一些创业的细节，恐怕是难为他了，按他自己的话来说，他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企业战略和产业发展的大方向上。不过仍然有一件小事，可以反映他的性格。比如到水塘去钓鱼，其他人去一两次，如果钓不到的话，就不再去了，然而施继兴是那种哪怕去一百次也要坚持下去，直到钓到鱼为止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