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所有的经济学教科书都告诉我们，教育资源是一种公共物品，政府利用纳税人的钱，实行全民九年义务制教育。然而，现在的问题是，有限的教育资源通过一种怎样的配置形式，才能达到其效用最大化？
    这也正是一直萦绕在长兴教育局局长熊全龙脑子里的一道难题。直到有一天，他在美国一个西部小镇上见到了一种叫做“教育券”的小票子，他才开始有了创新的冲动。
    这种50年前由一位美国经济学家提出的教育券制度，曾在美国社会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时至今日，这一教育券制度也只在美国少数地区实行。
    我们暂且避开大洋彼岸的这场争论不谈，重新将目光拉回到现实中的长兴。对于刚刚上任不久的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来说，他每天必须面对的，就是教育经费短缺的问题：如何利用有限经费办最多的事？如何才能从根本上支持民办教育的发展，使国家的教育经费起到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熊全龙想到了教育券。教育券的实施，实质上是为部分民办学校的学生减免了一部分学费。这一政策就是鼓励学生到民办学校就读，在客观上为民办学校争取了一部分生源。
    熊全龙私下里打了一个小算盘：教育券的推行，表面上看是一部分教育经费流向了民办学校，但从这部分经费解决一部分学生就读民办学校的结果来看，要比重新投资办一所新的公办学校合算得多。
    如果说长兴推行教育券意义仅止于此，似乎并不足以吸引国内众多前卫经济学家纷纷前往。
    其实，这种教育券在机制上的象征意义实在要大于它初始的现实意义。教育券的实质涉及到教育资源配置的效率与公平原则，这也正是教育券在大洋彼岸引起轩然大波的真正原因。
    那么，教育券制度遵循的是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原则？从表面上看，给所有适龄儿童以等值面额的教育券，家长可以自由选择收费标准不同的学校，这是一种公平的资源配置原则。但是，一部分经济学家认为，这种教育券对低收入家庭来说效果有限。原因在于教育券只能充抵私立学校高额学费的一部分，单凭教育券，贫困家庭子女仍然难以选择私立学校就学，结果教育券只减轻了富裕家庭子女就读私立学校的负担，这样实际上是损害了公共教育的公平性原则。当然，这里有一个前提，那就是私立学校的教育资源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长兴目前的教育状况似乎还没有这方面的忧虑。
    如果要让教育券真正起到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作用，就必须让教育券同时在公立学校和民办学校推行。这样最终会不会导致有限的教育资源逐渐向民办学校集聚，而公立学校逐渐退出目前的主导地位？到目前为止，这仅仅还是一种担忧。在教育经费相对紧缺的情况下，更多的经济学家倾向于利用教育券解决教育问题，尤其是农村教育的困境。
    对教育券制度有深入研究的北大教授周其仁认为，国民教育的钱终究由国民来承担，但以不同的方式办教育，效率千差万别，利用教育券来实现教育资源的有效配置，不失为一条行之有效的途径。
    长兴的教育券从目前来看还仅仅是一个小小的实验，但它带给中国教育界的冲击是巨大的，它至少向我们提出了一个现实问题，那就是政府与市场在教育这一公共产品上应该扮演怎样的角色，市场机制和非市场机制之间如何寻找合理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