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过完90大寿的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弥尔顿·弗雷德曼，在回顾自己漫长的学术生涯时，他或许会觉得最幽默的细节是———50年前自己提出的学券制在遭遇几番飞短流长，在原产地加州销声匿迹了半个世纪之后，却悄涉重洋，在中国南方的一座小城落地生根。
    在美国实现不了的经济设想，在中国南方小城长兴却能进行下去。不管你是否觉得幽默，在长兴，眼下教育券确实引来了众多经济学家的敏锐嗅觉。
    那张小小的纸条，在学童和他们的家长手中传递，它带来的人文假设和对“义务教育”某些基本定义的推断，无论你以怎样的眼光打量它，都绕不过去。
    它至少带给我们这样三个设问：
    第一个设问是：社会义务，比如教育义务，在当今务实的背景下，是不是可以货币化，比如折算成钱？
    当然，要从概念上指责这种折算轻而易举。因为这有可能将“义务”狭隘化了，因为“义务”显然不仅仅包含钱所能包含的一切。
    但是，如果撇开理想化层面，一个走向务实的时代，总是有意无意以一种略显夸张的量化行为向虚妄的意识告别。为什么今天的人越来越愿意对那些概念提出更实在的要求？为什么“义务”不能用钱这个视角去衡量，尤其是当今天的人在教育上需要花费的钱越来越多的时候，钱怎么不会成为一种度量？更何况，当“义务”的实施因为概念过于宽泛而有不确定因素时，有没有这种可能，比如这种不确定性成为“义务”不落实、少落实的某些人的幌子？再比如，当政府将义务化为对公办学校的资金投入时，你是否想知道那些部门为你投的有关“义务”的补助，有多少具体落实在你的头上。作为个体，如果说，我想明白感觉这种义务带来的教育方面的福利，我是否可以有更直白、更量化的要求？比如，具体花到我头上，让我自己选择这种投入的具体流向，这样可不可以？
    第二个设问是：在教育义务上，作为义务，是不是每一个个体都有享受的权益，这是不是意味着平等？富裕者和清贫者在理性原则上，是不是“义务”一视同仁的对象？富裕者是否可以因为其富裕而被轻轻略过？
    比如，一些选择了民办学校的学生家长提出要求，他们也应该获得政府的补助，不能因为上了民办学校，政府就不再承担义务教育的责任。政府的义务教育是针对所有学生的，每个学生，不论在哪里就学，都应该享受政府的教育福利。当平等成为一种原则，那么贫者与富者显然就处于同一个高地，而不存在着对富者的歧视；然而，当富者与贫者处于同一个高地，给贫者以怎样的扶助，这是另一个话题，这关乎社会的良心，和义务本身的外延丰富性。教育券以分发的方式，想证实这种义务享受上的平等概念，这是一种现代化的意识。
    第三个设问：如果当义务（或者义务的一部分）可以折算成货币，社会义务以这种量化的方式得到了兑现（或者部分兑现），那么，公办学校与民办学校的意义界限本身是否有被消解的可能？
    如果消解了，那么公办与公办、公办与民办的竞争，是否就处在一个起跑线上，办学质量高低是否决定了作为义务的政府货币的流向，求学者及其家长是否是以市场的体现者主导了这种流向？如果，哪一天民办的优势呈现时，公办学校是否也可以以拍卖的方式转制，这显然是一个必然的疑问，尤其是当国企改革在如火如荼地进行时。这也是一张小小的教育券有可能带来的涉及教育市场、教育机制上的冲击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