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人：本报记者卢楠
    受访人：浙江大学教育学院民办教育研究中心主任吴华
    
　　一张印刷普通、大小相当于5元人民币的纸片，影响为何会如此巨大？记者日前对浙江大学的吴华副教授进行了专访。

　　新民生：我们了解到，目前长兴县教育券的发放范围还十分有限，更无法与政府给予公办教育的补贴相比。在现阶段，教育券的象征意义是不是要大于实际功效？
    吴华：教育券的实施已在长兴产生实际效果，长兴的职业技术学校及民办学校的招生情况已有明显改观。但这还不是主要的。教育券对学生、家长、社会接受教育的心理影响非常大，让他们认识到政府对于孩子的教育问题确实非常关心，政府也非常重视民办学校，这让学生就读民办学校解除了一些后顾之忧。教育券的实施也有利于学校之间的竞争。
    但正如你所说，现阶段教育券发放范围有限，因此它依然具有象征意义，是政府态度的一种表达。目前浙江瑞安也在推行教育券，且全国已有47个地市县都愿意尝试这种模式。今年会有一场全国教育券研讨会召开，届时会有全国两、三百名教委主任到会。据我保守估计，在今后两三年内，教育券的推行范围会迅速扩大，会掀起全国教育券改革的浪潮。新民生：从长兴教育券的具体实施来看，可以见到不少美国经济学家弗里德曼“教育券”概念在其中，比如政府把看得见的福利发到家长或学生手中，通过增加学生对学校的选择权，以促进学校在竞争中提高教育质量等等。这也是我们教育一次成功的“拿来主义”。
    吴华：是的。但弗里德曼的“教育券”和长兴还是有很大不同。弗里德曼模式是完全基于公民权利，主张政府应将所有的教育经费经过计算平摊到每个学生身上，被称作“非排富性模式”。而长兴教育券更多的是体现出一种政府导向，体现政府对薄弱学校、贫困家庭的教育扶持，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排富性模式”。但不管怎么说，这两种模式都是双方符合本国文化的选择。新民生：我想先请您对目前长兴的这种教育券简单定个性。
    吴华：是现在的就近入学制度向今后自由选择制度过渡的一个工具。据我了解，长兴方面是想在2005年前推进均衡化的措施，使各所学校之间的竞争力大致相当（这不太可能），在2005年后开始由学生实行完全的自由择校。新民生：和一位经济学家聊天，他说越是穷的地方越需要实行教育券制度，因为富的地方养得起公办学校，不太会想办法吸引民间资金办学。我个人则认为，富的地方实行教育券更有必要，教育券的实行有利于校与校之间的竞争，有利于打破公办学校目前“惟我独尊”的局面。您怎么看？
    吴华：无论富地方穷地方，都可以发放教育券。区别就在于，在富的地方，教育券对学校的影响会更大一些，政府交到百姓手中的钱越多，家长和学生对学校的选择对学校的影响就越大，这样，学校就必须作出应对，不然就会流失很大一笔办学资金；而在穷的地方对学校的影响就不会这样大。目前的教育券也有这样的特点：对弱势学校和弱势群体影响比较大，对强势学校和群体影响不大。在实施中，政府拿出教育券的多少所带来的影响的深刻程度是不一样的。新民生：听长兴方面说，他们之所以敢于搞教育券，因为长兴是个“小地方”。那杭州可以推行教育券吗？
    吴华：杭州要推行教育券，和长兴没有区别。但要经过细致、缜密的设计，因为这是关系到家庭、教师、学校乃至全社会的大动作。这也需要改革的勇气。新民生：有人提出，教育券也可以在高等教育中试行。让我们设想一下：高考上线考生可以拿着教育券挑大学，这种局面可能吗？
    吴华：可以试点。关键就在于有没有一个这样的政策主体愿意来承担这样的制度创新。实际上，在高等教育中推行教育券比在义务教育中推行更容易，除了政策主体需要提供经费外，还要求高等院校有更宽松的入学环境。其实，无论哪个阶段，哪种教育类型都可以用教育券。只要是社会公民，在接受教育时，他的受教育权利都可以通过教育券来体现。
    新民生：如果教育券真的广泛推广，会出现怎样的局面？吴华：届时，大家将拥有充分的选择权，而学校为争取教育经费，将广泛实行特色化教育，公众渴望受教育的意愿将得到更好体现。教育券将成为一种“学习券”，任何阶段的学习都和正规教育体制一样具有相同价值并得到承认，每个学习阶段的每个公民都会得到政府的这种支持、鼓励。这对整个社会的学习化进程、对劳动力转移、农村城市化都有好处。但有一个前提：学校之间有足够的竞争力。新民生：长兴的教育券对教育界有怎样的启发？
    吴华：这是鼓励来自民间的制度创新的好例子，有利于保持社会活力。国家现在提出：要消除一切制约教育发展的体制性障碍。我们需要通过制度创新来破除这些障碍，关键看有没有破除障碍的愿望和勇气。此外，从教育券我们也可以看到，我们完全可以从国外一些成功的试验中得到启发，这说明在整个教育发展过程中，国际间的
    借鉴是可能的，有效的。新民生：最后，想请您用一句话对教育券的出现做个评价。
    吴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中的有意义的探索事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