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期新民生封面版所报道的“长兴教育券”已成当下教育界时新话题。一张小小的教育券，不仅给中国教育界带来巨大的冲击，还吸引了全国众多经济学家的目光，给教育系统带来了中国教育变革、教育学判断等多方面的思考。本报记者为此专程赶赴长兴，听到了关于教育券的种种声音——”

　　无论贵贱，教育机会均等，是所有教育家的共同理想。现在，长兴县教育局用一张小小的教育券，实践着他们的理想，并且看着这憧憬慢慢地在面前闪出亮丽的颜色。
    长兴教育券一经推出，这一改革教育投资体制的新尝试，就立即引起了各方关注。就在上个月的5日、6日两天，浙江省教育厅在长兴专门召开了“教育券”研讨会。这个会开得很特别，让长兴县教育局局长熊全龙和那天到会的经济学家周其仁都记忆犹新：省里没有下令各市县教育局的领导一定到会，而是印发长兴县的做法给各地，请“对实行教育券感兴趣的”地方领导自行决定是否出席会议。这种“增加选择”的办法，也正是“教育券”给教育制度带来的变化所在。
    如果仅仅把“教育券”看作是一个具体的操作方法，一个扶贫助学的方式，不可能吸引包括经济学家周其仁、教育家曲恒昌教授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的眼球。它探索的可贵之处，正像省教育厅副厅长黄新茂说的那样：表面看起来是一个经费问题，从长远看，它涉及到学校与学校的竞争、教育制度的改革等一系列问题。
    在我省乃至全国，从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人们尝试用新的途径来改革教育。“教育券”的发明人弗里德曼曾经认为，通过教育的民营化，能对教育系统进行彻底的构建。而“教育券”正是重建教育结构的一种重要手段。长兴县教育局把弗氏的设想“借”过来，虽然只是一点，但这一“借”，借出了非常意义。
    著名经济学家周其仁教授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公学体制一统天下排斥了正常的竞争压力，搞教育的吃大锅饭、端铁饭碗，结果花费不少而教育质量不高。另一位经济学家在阐释弗氏学券制时，曾把学校比之于酒家。他问道：要是顾客没有选择的权利，酒家的菜式能好吗？
    从学校方面看，实行教育券制后只是增加了他们“被选择”的机会。学生和家长持券在手，难免对学校、老师、课程和服务态度变得挑剔一点。他们可以投票———其实是投券———表达自己的喜好。学校和老师呢？站在“被选”的位置上，好像总是被动。
    这时我们不妨问一句：好的学校、优秀的校长和教师，在实行教育券制后将会怎么样？答案是，他们的“市值”将大大提高。以学券———连同家长们追加的教育投资———表达出来的需求，怎么不会指向好的学校、校长和老师？新的供求形势之下，结果不难推测。
    那些具有“改进”潜力的学校和老师，“教育券”制后的变化将十分醒目。政府拨款办“免费”教育，改善和不改善之间的差别不是那样大，激励不足，何必费力改善？现在由“顾客”持券挑选，改善者的资产升值，不改善者跌价，大家的改善动力增强了，行为就不一样。
    周其仁教授特别指出：学券制的连锁潜力要靠连锁的制度变化来发挥。就是说，单单把教育拨款改成教育券是不够的，还要顺应教育市场的要求，进行一系列的变革。其中最紧要的，是放松对教育的行政管制，开放学费的市场定价，允许学校之间的并购和重组。优秀的校长和教师不但有更高的市值，而且拥有更大的事业舞台，由此刺激更多的个人和机构改进课程、教法和学校管理，促进我国教育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