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省老龄化程度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要在县县都建起养老院，光靠政府，资金会严重短缺。民政部门把眼光投向活跃的民间资本———

　　民资介入，管理规范，老人公寓让老人开心

    走进温州市红景天老人公寓，几位老人们坐在门口，正在冬日明媚的阳光下聊天，一名护理人员陪在旁边，气氛安宁祥和。

    红景天老人公寓院长廖景芳说，这里刚办过成立一周年的庆典，请了中学生来表演，还搞了抽奖活动。110个老人一个个开心得跟孩子似的。

    老人住的都是标准双人房，每间房每月790元（包括水电费）。需要护理的，另收护理费。这里的老人，年龄在70─80岁之间，以退休的机关工作人员、教师居多。公寓实行酒店式管理，有19位工作人员为老人服务。

    孙向荣是温州市卫生局退休干部，也是“红景天”第一位顾客。老太太清秀灵便，看不出年已八旬。儿女虽然孝顺，但平时工作太忙。这里有人照顾，生活方便，同龄人住一起，也有说话的地方。这里和女儿家很近，经常可以见面。老太太业余爱好很多，除了读书看报，还喜欢看电视剧，还有自己的偶像呢，年轻的是陆毅，中年的是唐国强。

    “红景天”公寓由温州市广化街道和当地民营资本合办。街道建楼，交给民营资本管理，每年“红景天”向街道上交20多万元房租费，目前还谈不上赢利。记者问，会不会因此降低服务标准？廖景芳说：民政部门对服务、设施标准抓得很严，降低标准来赚钱肯定行不通，我们也不会这样做。进慈善行业，就要做好微利准备。

    像“红景天”这样，由社会资本来参与社会福利运作的模式，在浙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在诸暨，一座占地70亩、设施高档的老年公寓已到了建设后期。这是诸暨市民政局和浙江富润集团合办的。公寓紧挨市区，临山而建，风景优美。还没建成，市民政局就接到无数电话咨询，许多老人看中了这个公寓。市民政局副局长王伦荣说，老年公寓环境好，热闹，在那里颐养天年，又文明又舒服。很多老人都觉得，晚年住进这样的地方是一种福气。

    社会化运作解决了浙江养老难题

    早在1996年，温州活跃的民间资本就开始进入养老体系，使温州成为全国最早出现“社会福利社会化”模式的地区。1999年，“温州模式”由民政部向全国推广，各省都开始了福利事业的社会化运作。

    省民政厅社会福利处处长于刚说，温州目前的社会养老设施已达到89家，1．2万多张床位，其中国办14家、1500张床，而民办设施占了绝大部分。而整个浙江，至今已有277家社会养老设施，其中民办的有170家，占了60％以上。这一比例遥遥领先于国内其它省份。

    浙江省民政部门的积极推动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出发点起初主要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养老难题。浙江省现有近600万老年人，老龄化程度达到13．05％，仅次于上海，居全国第二，随着经济发展和医疗水平提高，还有增高的趋势。这对浙江民政部门的压力可想而知。

    光靠政府办养老机构，资金会严重短缺。一个设施合格的养老院，按照不同规模，投资从几十万元到几千万元不等。浙江省的目标是县县都有福利院，光靠政府投入，根本无法实现。

    民政部门自然把眼光放到政府之外，放到浙江格外活跃的民营资本上。1998年，省民政厅出台《关于加快发展社会福利事业的通知》，各地纷纷制定关于兴办福利设施的优惠政策。如优先审批建设用地、享受减免税政策、优惠贷款、优惠用水用电等，鼓励社会福利事业发展。在具体操作上，积极倡导和支持社会团体、企业、个人、海外组织采取独资、合资、合作等形式，探索政府资助、社团经办、企事业单位入股合办、法人承包等新的发展路子，使原来由政府主办的社会福利事业，逐步向国家、社会、民间一起兴办的方向发展。

    一个有充分活力的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利于发展的

    “社会资本介入社会福利，解决了很多问题，这在意料之中。但我们起初没有想到，这样的改革会促使我们反思自身的职能和定位，促使我们思考民政事业如何推向现代化。”采访浙江省民政厅厅长李晓晋时，他谈及民政事业在新世纪如何发展的问题，在他看来，有两点最重要：改革创新和现代化。

    “在现代化的前提下，政府该如何管理社会？民政部门应该做那些工作？”李晓晋认为，政府必须转变职能，不应过多包揽一般竞争性企业业务，把应该由中介组织承担的职能卸下来。在民政的社会福利问题上，应该从具体承办、维持、运营福利机构中脱身，将工作重点转向制定制度、把握行业标准等宏观方面。“老百姓的事完全可以放给老百姓自己去做，一个有充分活力的民间社会，在经济上、政治上都是有利于发展的。”（记者顾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