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群狼”撑起一个经济强省

　　――浙江“强县经济”发展战略调研之一

　　高速发展的浙江经济再度引起全国各界关注。2002年，浙江省有24个县（市）进入全国百强县（市），总数全国第一，全省经济发展水平比较高、综合实力比较强的17个县（市），国内生产总值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2000美元的县（市）有16个。

　　国内一些经济专家在研究“浙江现象”时说，如同亚洲有“四小龙”，广东有“四小虎”，近年来发展势头旺盛的浙江则有一群“狼”。强县（市）之路，典型地反映了浙江之路；强县（市）的发展经验，是浙江经验的集中体现。

　　小河有水大河满。

　　县域经济发达是浙江经济发展的一大特点和优势，经济强县则是浙江经济发展的突出代表和重要支柱。其中绍兴、诸暨、玉环、嘉善等17个经济强县（市）的地位更加重要，2002年，这17个县（市）的国内生产总值近3000亿元，约占全省的三分之一。

　　经济强县是浙江经济高速增长的支撑。近几年，经济强县（市）的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速度均在12％左右。按照这样的增长速度，仅17个经济强县（市），每年就可为全省增加国内生产总值数百亿元，5年内就可增加国内生产总值2000多亿元。

　　人口不足40万的海岛县玉环，目前有股份合作企业7200多家，个私企业32000家，企业几乎遍布这个陆域面积仅378平方公里小县的每一个角落，去年该县净上交中央财政就达4亿元。

　　随着强县（市）经济的发展，通过产业、人口集聚，浙江城市化水平迅速提高，浙东、浙北、浙中明显出现"城市群"、"城市带"的发展态势。17个经济强县（市）政府所在地城镇，已初具建成有竞争力的中等城市的基础和条件，县级的义乌市甚至有条件发展成为大城市。

　　经济强县（市）也是浙江省重要的出口生产基地和招商引资平台，2002年，经济强县（市）自营出口和合同利用外资的数额均占全省的五分之一，17个强县（市）自营出口额合计超过50亿美元，占全省的20％。嘉善县等地创办的开发区，也出现了外商、台商集聚的良好势头。

　　“特色就是优势，个性就是竞争力！”

　　经济强县（市）是增强浙江综合实力、国际竞争力的"种子选手"。支撑它们发展的主体则是有着顽强生命力的区域特色产业，也称块状经济。

　　从"一村（镇）一品"起步，就近建立专业市场，经过多次产品档次的提升，主导产业不断壮大，逐步构成了"小商品大市场高回报"和"小资本大集聚"的区域特色产业，这是经济强县（市）发展的共同轨迹。

　　绍兴的纺织业、诸暨大唐的袜业、慈溪的小家电、乐清的低压电器等，在这些强县（市），总有一个或者几个产业不是全国行业最大就是最强。2001年，在17个经济强县（市）中，具有相当规模和竞争实力的各类特色产业区块共有33处，涉及近百个大小行业和几万家企业。特色块状经济占这些县（市）工业经济的一半以上，有的甚至高达百分之七八十。经济强县（市）集中了全省主要的"小巨人"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从而形成了最具创新力和竞争力的产业基础。

　　"绍兴市今年外贸出口将超过27亿美元，主要靠绍兴轻纺城、诸暨袜子、嵊州领带、新昌化工、上虞的精细化工这些特色产业；到目前为止，绍兴市上市公司已有15家，数量居全国地市级第一位，也是靠发展这些特色产业，它们就是绍兴的前途，"盘点治下各县的经济发展情况，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意味深长地说，"发展经济必须培养自己的竞争力，而竞争力主要靠特色、靠'有个性'的产业。特色就是优势，个性就是竞争力！只有自己的、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让弱者变强，让强者更强”

　　“经济强县”战略是浙江省实现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历史性跨越的成功之道，也是浙江省全面推进现代化建设的一项重要战略举措。浙江省第十一次党代会确定了今后一个时期的奋斗目标，到2020年，力争全省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两番，超过6000美元，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要实现这一目标，而“种子选手”就是经济强县（市）。

　　新一轮强县如何发展？诸暨市委书记陈长兴说，现在浙江省实施的经济强县（市）战略与20世纪80年代发展强县经济有很大的不同，起点更高，要求也更高。加入世贸组织后的今天搞县域经济发展，应当具有全球眼光，今后国内经济就是国际经济，国内竞争就是国际竞争，必须追赶国际现代化的潮流。

　　为此，浙江一些经济强县（市）居安思危，未雨绸缪，大力推进城市化，以城市化提升工业化，以工业化推动城市化；推进区域经济质量的提升，运用高新技术和先进适用技术大力改造和提升传统产业，积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努力建设先进制造业基地，加快发展现代物流业；推进经济国际化进程，在扩大出口、招商引资、实施"走出去"战略中更有作为。

　　现在，各经济强县（市）都在努力开掘优势、创造优势、嫁接优势。纺织大县绍兴这几年外向型经济发展势头迅猛。2001年，全县化纤面料出口8．5亿美元，产品出口率达到35％；去年7月单月出口超过1亿美元，出口量占全国50％以上。这是绍兴人树立了以开放求发展新观念的结果。现在，绍兴县有出口企业360多家、外贸人才2000多人，中国轻纺城里的布商做起了国际贸易。

　　强县更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弱县变强的过程。诸暨市以最具活力的6万多家民营企业为依托，以五大块状特色经济为支撑，经济迅猛发展。经济的快速发展，使10万名外来劳力在那里有了用武之地。去年，他们又从经济相对落后的丽水各地招收了1000余名农村劳动力。据了解，在浙江所有的经济强县（市），均有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名外来劳力，他们中相当一部分来自本省欠发达地区。

　　扩权，给强者“松绑”

　　――浙江“强县经济”发展战略调研之二

　　强县扩权，“能放则放”

　　从2002年10月份起，浙江省绍兴县经济贸易局新增53项经济管理审批权限。此前，这些新增的权限还只归省经贸委所拥有。在浙江省，共有17个经济强县(市、区)同时受到了"扩权"的惠泽。

　　受到“扩权”待遇的也决非只是县级政府的经贸局。"扩权"的范围包括12个大类，313项具体的审批权限，涉及十几个政府部门。详览"扩权"目录发现，所涉及的内容基本上涵盖了省级政府现阶段经济管理审批的方方面面。

　　去年8月份由浙江省委、省政府强力推行的"扩权"行动，打破了以往上级向下级"放权"采取逐级渡让权力的传统做法。省级政府行政部门绕开市级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放权" 给县级政府行政部门，等于一夜间扩大了县级政府"说了算"的空间！浙江的此项改革新举，也引起各地界人士的强烈反响。

　　此次浙江省委、省政府的"扩权强市战略"是涉及浙江省经济体制、对外开放、行政管理等多领域的一个重大改革举措，其最具价值的是"能放都放"的总体原则，这标志着浙江省的经济发展战略将以此为契机，以区域经济为载体，实现由行政区经济向经济区经济的重大转折。

　　有专家认为，浙江的扩权强市战略实际上已开始打破传统行政区经济的束缚，以"能放都放"为标志、为开端，放手让17个强市（县）快速发展，如按此战略思维和发展趋势，若干年后，17市（县）完全有可能超过目前行政区划中的地级市。

　　“放权就是解放生产力”

　　浙江省委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沈建明认为，现在计划经济的残留主要在行政领域，审批制度里面的确太多的东西已经不符合发展的现状了，按照级别、部门进行层层审批，很多经济权限都是按照行政来划分。

　　他说："如果严格按照原来的审批制度，下面都管死了，没法发展。如规定3000万元以上技改投资项目，要报省级部门审批，但下面这样的项目太多了，根本就批不过来。有的项目要盖100多个章，跑了2年下来，项目已经没有意义了。这些年砍掉的是审批事项，审批环节没有进展。这次17个县主要从审批环节的角度，力度比较大。"

　　为加快经济运行的速率，改善投资环境，1992年，浙江省对13强县放过一次权，主要是审批权；1997年，在萧山、余杭试行部分地级市的经济管理权限，在全省反响强烈，很多县都纷纷要求享受这个权限。尤其是萧山，这几年来实实在在从扩权享受到好处。

　　杭州市委副书记、萧山区委书记王建满说，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必须给我们"松绑"。萧山扩权5年来，我们深深的体会到，政策是生命，政策是发展的"加速器"，放下来的权力就是生产力。现在，我们乡镇都可以批1000万的项目。没有"扩权"，报批拐来拐去，肯定没这么快。其直接的效应是：减少了环节，简化了手续，加快了速度，提高了效率，使萧山走上一条发展的"不归路"，连续多年成为全国“十强”之一。

　　强县扩权，市委书记怎么看？

　　扩权后，省级政府行政部门绕开市级政府行政部门直接“放权”给县级政府行政部门，权力直接渡让到县一级，无形中“架空”了市级政府相应的事权。对此现象，市级领导怎么看待？记者为此专门采访了绍兴市委书记冯顺桥。　　

　　冯顺桥说，我对“扩权”是“举双手拥护”。浙江省和绍兴市实践的"经济强县"发展战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要不是走这条路子，绍兴、整个浙江不可能发展得那么快。

　　他说："绍兴城市外壳不大，但有生机、活力，是内涵丰富的城市化。这得益于经济强县的发展，带动了"三农"，农民、农村富起来以后，向城市的集聚，反过来又带动了城市经济发展。中心城市集中建设金融、商贸、旅游、教育，对各个县市也是一个合理的产业分配。"

　　"县强市才能兴。经济强县过去、现在、将来，都是带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驱动器。每个县市经济发展了，我这个市委书记就好当了。周边县市不发展，城区就成为死城、空城。"

　　冯顺桥认为，权大权小，该放该不放，唯一的标准是发展，如果放了以后，不利于发展，权该要还是要；如果这个权放了以后，有利于发展，这个权，我们不要。

　　“现在我们是处在一个市场经济改革比较超前、产权体制较清晰、政治文明要求越来越高的大环境下，改革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权力下放，政府的削权、放权，是一种进步的表现。逐步的还权于民、还权于市场、还权于法，政府成为有限权力的政府，这是发展的大势所趋”，冯顺桥说。

　　“强县经济”强在班子

　　――浙江“强县经济” 发展战略调研之三

　　强县要有一个强班子

　　浙江省委组织部干部二处处长蔡国春介绍说，从1983年起，浙江省市县区党政一把手都由省里直管，"帽子"省里管，作用就很大。实践证明这条路子是成功的。特别是经济强县市的党政一把手，干部都配得比较强，这些人政治坚定、思想解放、思路清楚、开拓进取，放在发达县市对当地的发展如虎添翼。

　　记者从浙江省委组织部一份报告看到这样的陈述："省委研究配备县级党政正职的重视程度，不亚于一般厅局的副职领导，尤其是对强县（市、区）的党政正职的配备，格外重视"。

　　蔡国春认为，没有班子强，就没有经济强。特别是要把党政一把手一定要配好。新一轮经济强县主要领导至少要有几种能力：对宏观经济的判断决策能力；是敢闯敢冒的实干家；个人知识结构要合理；为政以德。

　　浙江经济强县的主要领导在干部群众中的威信较高。据浙江省委组织部统计，20个经济强县（市、区）有36位党政一把手参加2001年度总结报告，现岗位胜任度优秀率最高的89％，最低的44％，平均为73％。其中有28人的优秀率列党政班子前2位，不称职率超过5％的仅有2人（最高为6.2％）。

　　此外，据对20个经济强县（市、区）的情况分析，1992年以来担任书记的共有56人（不含现职），其中有44人被提拔重用，占79％。蔡国春说，这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这批干部多数都在任期政绩内取得较为突出的政绩。

　　能审时就能谋全局

　　回顾浙江强县（市）走强的发展轨迹，可以发现一条共同的经验：当地党政领导敢于率先大胆进行市场化改革，赢得体制上的先发优势。

　　人均GDP现居浙江县级第二位的玉环原来是台州最穷的一个县。玉环县委书记李剑飞说，玉环发展的过程，就是思想解放、体制创新的过程，关键走了三步"棋"：80年代大力发展“红帽子”企业；到90十年代初就大胆提出并实施“全岛股份化”；近两年主抓城市化、科技兴县来抢抓机遇，推进新一轮发展。保护和利用机制优势，坚持发展是硬道理在玉环是几任书记县长一以贯之、步步推进的。

　　其他强县也一样，在乡镇工业、“红帽子”企业蓬勃发展初期，千方百计支持其发展；随着民营经济的活跃，坚持"唯实"，勇于突破“禁区”，并根据实际情况予以扶持和引导。

　　李剑飞认为，审时就能谋全局。时势要分析透，才能做成事。经济体制的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供借鉴。要突破陈旧的框框，就要大胆探索创新。审时度势，抢抓机遇，应该视为强县（市）班子的基本素质。在今天，看班子，关键看有没有抓住机遇的水平。新的战略要有新的理念，必须要用市场经济的头脑干市场经济的事情。

　　过渡时期的政府是最“累”的政府

　　嘉善县利用地缘优势大打“上海牌”，吸引外商。仅去年上半年，该县合同利用外资4．3亿美元，累计实到外资超过5亿美元，光涉外税收就达1．1亿元。县域经济出现后来居上的跳跃性发展态势。

　　几年来走南闯北招商引资，县委书记高玲慧练就了一身与外商谈判的过硬本领，如今谈起欧美市场家具业、IT产业发展十分在行。高玲慧说：“同外商打交道，这些年大家都忙得只觉得时间不够用，洽谈、谈判多了，见识增长了，理念提升了，思路更清晰和成熟了。干部与时倶进的能力是在市场经济的海洋中锻炼出来的，是要苦出来的，不是与生俱来。如果我没有经历过，我自己都不懂行情，拍板起来就会不知深浅。‘心中无数，胆子更大’是乱拍板，‘心中无数，谨小慎微’会错过发展机遇。”

　　诸暨市委书记陈长兴说：“社会转型期或者说过渡时期的政府是比较累的，以前可以不做的，现在要做；以后可以不做的，现在还要做。老百姓在前台唱戏，我们在后台就要服务好。诸暨是工业强市，企业盛衰事关县域经济兴衰，抓经济工作必须首先从这里着手。有所不为，有所作为，现在政府直接干预企业具体工作的越来越少，但是扶持企业抓项目、跑项目的很多。对企业的关注，我们县班子成员是一家一家都盯着的，市副县级以上领导每人都有帮扶企业发展的责任状。”

　　强县（市）政府不断推进自身管理体制和行为方式的变革，实现管理模式和职能的转换。在每一个重要发展关头，当地党委、政府审时度势，因势利导，及时制定发展战略和举措。诸暨市曾经对企业"放水养鱼"，促进了企业的发展。然而，当发现不少企业躺在优惠政策的"沙发"上不思进取时，该市毅然调整有关政策，使企业感受到了市场竞争的压力，主动加大技改投入，从而赢得了企业和全市经济的新发展。

　　经过多年的市场经济的考验，强县（市）党委和政府不断研究规律，不断提高领导经济工作的水平和能力，有力地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快速健康发展。

　　“历史反复表明，良好的政府不是一个奢侈品，而是非常必需的。没有一个有效的政府，经济和社会的持续发展都是不可能的。” 世界银行《1997年世界发展报告》中的这段话，在浙江的经济强县发展实践中得到了印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