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ARS与我们不期而遇。

    病房就是战场。当中国与SARS病毒较量的主战场——广州、北京等地一批批冲在最前沿的医护人员相继倒下去的时候，在浙江，在杭州，医护人员没有一位退缩。

    从4月20日杭州第一例SARS病人出现的那一刻起，病房犹如生死莫测的雷区，听到号令的医护人员相继一批批地踏了进去。那时候，走在街头的人们，即使戴着厚厚的16层口罩，也会心有余悸！

    人们把医护人员比作天使，而此时，生与死，只隔着几层防化服的他们，何尝不是血肉之躯的普通人呵。也许他们也有犹豫，有哭泣，也有内心深处的那么一点点算计。然而在病人渴望活下去的眼神里，他们将天使之翼罩在了病人恐惧的心灵上。

    SARS总会远去。

    今天，我们记录下了与我省13位抗非典勇士平常、真实的心灵对话。
   
　　李兰娟——死了病人，这是最大的遗憾
    
　　省卫生厅厅长，传染病学专家，教授，博士生导师。

　　问：作为浙江抗击SARS的总指挥，你最怕的是什么？

    李：我最怕的就是SARS流行。SARS输入是没有办法的，因为人总要流动。但我们要及时发现病人，切断传染途径，使之不会流行开来，这个工作确实非常重要，对我们的压力也很大。

    问：你觉得这一仗打赢了吗？

    李：我本人是从事流行病学研究的，所以我敢说，我们打了一场有准备的仗。今年2月，我就在关注广东的SARS病情，并和那边的专家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我当时就想，浙江不是真空。3月份，我们已经进入迎战状态，购置了必要的仪器设备，开设了发热门诊，我们最早的SARS病人，就是在发热门诊中发现的。而且病人确诊后，就直接被送进了市六医院，这也是事先就有准备的。

    问：在SARS一役中，你最满意的是什么？

    李：我最满意的是，我们有一个非常优秀团结的医护队伍。SARS不是一般的病，但每次SARS病房需要，我抽哪个医院的哪个医生进去，从来没有哪家医院或哪个人推诿不去，而且都能非常出色地完成任务。这一点，我真的非常感动。

    问：有没有你不满意的地方？

    李：虽然我们所有的专家、医生、护士们花了那么多的心血和努力，结果还是有一个病人死了，这真是一个最大的遗憾。

    问：现在你最大的愿望是什么？

    李：我最大的愿望就是，两位SARS病人早点康复，同时不要有新的病人出现。

　　陈亚岗——不因人称天使，我就长翅会飞
    
　　传染病专家、浙医一院副院长。作为我省非典防治专家组的成员，参与怀疑有非典症状的病人会诊。

    问：这些日子，你最怕什么？

    陈：一怕没有医护人员肯上一线。二怕医务人员感染。刚开始，大家都对SARS认识不足，我们心里也没底。能看到他们健康、平安地回来，我心里一颗石头总算落地了。

    问：SARS让你对医生这一职业有什么看法上的改变？

    陈：从这段时间来看，医护人员还是非常靠得住的，我们不能因这些日子的赞誉而沾沾自喜，不能因为人家说我们是天使就真以为自己长了一对翅膀，会飞了。

    问：当时对自己有什么特殊的希望？

    陈：千万不要发烧。因为我经常要参与可疑病例的会诊，接触面实在太广、太杂，万一发烧，会让很多人紧张，心里没底。

　　卫木根——这么长时间来，我哭过一次
    
　　杭州市一医院麻醉科主任，他是目前我省与SARS病毒零距离的一位医护人员，他冒着生命危险，先后为两位SARS病人成功实施气管插管。

    问：你已经57岁了，作为麻醉医生，你应该最清楚SARS病毒的险恶，也最知道年纪越大的人一旦感染上非典，死亡的可能性也越高。如果说，你第一次上前为两位女病人实施口腔气管插管，是医生对突发情况的本职反应，那么第二次当你有足够的时间来考虑家里，考虑得病的妻子和儿子时，你有没有想过要求换人？

    卫：事先，进隔离病房的风险和这个病的高度传染性，我都知道。从当时广州的情况看，给病人插管的医护人员感染的可能性相当高，可以说，我这一进去差不多都看得到结果的。但工作肯定要去做，所以当院长打电话来说的时候，我还是对院长说：“你不要说了，我去的，哪怕这次去会死，还是要去的，快去准备设备吧。”

    问：听说你第二次接到命令，准备再次进入病房，为第3个病人实施插管时，曾经说起万一有什么不测，请医院多多照顾你的家人。那个生死抉择的时刻，你对自己的选择有什么感受？

    卫：我家里的情况，一直没跟医院讲过。直到第二次再进病房，我突然想到万一我真的不好的话，家里该怎么办。于是，我把情况跟医院说了。这样做，自己觉得轻松些。事后我才知道，医院给我买了20万元的人身保险，还制订了一整套方案。如果我真有不测，他们将全力照顾好我的家人。要说感受，就是委屈了家人，但作为医生做出这样的选择我不后悔。

    问：抢救病人途中，最大的顾虑是什么？这次战役中，说说你的情绪？

    卫：是自己身上的变化。特别是在出隔离病房后的前两个星期的自我观察期，真的怕体温会升高，怕被感染上，这个时刻不能倒下啊。

    这么长时间来，我哭过一次。第一次打电话给爱人，告诉她就要进隔离病房的时候，电话那头传来爱人焦急无助的哭声，我觉得太对不起她了。

　　娄国强——不能讲满口话，不要掉以轻心
    
　　主攻传染病的主任医师，杭州市六医院业务副院长，本次SARS病人救治临床指挥。

    问：传言说，“宋小姐诊断不是SARS病人，所以很快出院”？

    娄：这段时间各种各样的说法很多，什么内幕消息啊、最新消息啊，我也听说一些。我们顾不上站出来辟谣，每天都有更紧迫的事情等我们做。但是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宋小姐当时的症状是完全符合卫生部的SARS临床诊断标准的。

    但她是轻型病人，加上她很年轻，身体素质比较好，以及其他方面的因素的综合作用，所以她恢复得最快，20天时间，第一个出院了。

    问：作为六院业务副院长，你感到什么时候最难捱？

    娄：到现在，我们才可以说，杭州对SRAS病人的救治、对SARS疫情的控制，是成功的。

    即使是现在病情稳定的病人，我们也不敢说是以后就没有变化和反复的可能。像广州，还有个出院病人后来又突然发作，重新入院的。这毕竟是一种新的传染病，我们对它了解还不够，科学是不能讲满口话的。大家还要继续重视在生活中防范SARS，绝不能掉以轻心啊！

    问：把这么多专家临时调动起来组成一个作战队伍，想必会有困难吧？

    娄：我们这里的专家组来自不同医院，经常来会诊的专家是七八个，多的时候20多个。每个专家都很有特色，在各自领域中有丰富的临床经验，对同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见解，要他们立即组织在一起，开展这么紧张的工作，对每一个问题马上作出判断，当场统一意见、决定解决办法，真的很难。

    还好，大家很快适应了这种情况，发挥了集体作战的精神，在后来的阶段中，我们工作起来还是比较顺的。可以说，每一次成功的救治都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陈水芳——不好意思，吃了鼻涕
    
　　浙医一院呼吸科主治医师。4月22日进入市六医院SARS病房。

    问：你在SARS病房时曾两次请战，要求留下来，为什么会这么做？

    陈：我追求的就是医好病人。我写了好几次请战书，但请战书只是形式，口头上我其实已经多次向专家组表达自己的愿望。要留在SARS病房，是因为我认为自己有能力处理病人。但我的请战书没被批准。如果病房再有需要，哪怕明天就叫我进去，我也完全能做好准备。

    问：在SARS病房里有什么不适反应？

    陈：第一天进去，最大的生理反应是鼻涕不停，也许是感冒了，也可能是因为口罩捂牢，缺氧以后的反应。说起来真不好意思，我还吃了两口鼻涕呢，即使这样，还得坚持住，慢慢就适应了。其实，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反应，后来说起来，不少医护人员都有过类似的经历。

　　董桂兰——爱人送我上路，我心真的感动
    
　　杭州市六医院护士长，SARS病区第一任护士长。

    问：4月20日凌晨接到进SARS病房通知，你和爱人感到吃惊吗？

    董：不吃惊，因为我早有思想准备。我爱人也很通情达理。那天晚上，他因为单位里有些事情，很晚才回来。我接到医院的电话时，他回到家里还不到半小时。他帮我一起整理行装，15分钟后，我们“打的”赶往医院。当时外面下着瓢泼大雨，爱人送到医院门口后，对我说：“你多保重，家里的事就别管了，有我呢！”看着爱人在雨中远去的身影，我心里真的很感动。

    问：自学考试耽误了，你觉得遗憾吗？

    董：不遗憾。比起人的生命，什么东西都是次要的。我能到一线抢救非典病人，我觉得很荣幸。如果前方需要，我还想再进入病区。

　　邬丽娜——还了医护人员清白
    
　　杭州市卫生局局长，杭州市非典防治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

    问：SARS带给杭州什么？

    邬：SARS让杭州经历了一场艰巨的考验，杭州市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经受了考验，白衣战士的精神风貌经受了考验。

    问：如何评价医护人员的表现？

    邬：医护人员经受住了考验，至于如何评价，应该是一个长期对比的过程。以前看到的阴暗面，毕竟是极少数、极个别现象，我们往往以偏概全；现在才是医护人员真正的表现，这是一次还我们清白的机会。

    这支队伍总体是敬业的，平常他们都在默默地奉献。而SARS的袭击让整支队伍的精神风貌有了一次展示的机会。现实证明，我们这支队伍拉得出，能战斗，能打胜仗。你看，要求两次进去、主动申请留下的优秀人才，比比皆是。

    问：SARS给普通人带来什么？

    邬：这对于公众公共卫生意识是一次很好的现实教育，如讲卫生了，注意环保了，邻里关系、家庭关系融洽了等等。如果没有现实的考验，公共卫生意识不会有这么大的改变。

    我是20世纪70年代学医毕业的，公共卫生意识的培养在我学医之前，一直讲到现在，讲了几十年，但改变一直很慢，无情的疫情是非常实在的教育。现在，对很多人来说，勤洗手、多开窗已经成了生活中很正常的事情。上次，我们下农村检查，问了几个农民，他们都知道要勤洗手、至少饭前要洗手。与以前相比，这是很难得的。
    
　　朱克毅——今天我要重返病房
    
　　杭州市一医院ICU（重症监护）医生，他亲自将三位SARS病人转运到市六医院，直到5月12日被轮换下来。在他的一再要求下，休息了21天的他，今天再次进入SARS病房。
    
    问：在非典病区里生活，遇到最困难的事是什么？

    朱：碰到的第一件麻烦事，就是上厕所。不过最困难的，还是穿着隔离服的缺氧问题。太闷了，时间长了，透不过气来。记得有一次，和我同去的护士小蒋就因连续工作时间过长，闷在隔离服里，结果晕倒了，被抬了下去。

    问：你在非典病房里呆了多少天？什么时候再次见到家人？

    朱：从4月20日，一直到5月11日，出来后又就地隔离到6月2日。所以我回到家，再次看到妻子和女儿是6月2日晚上10时以后了。我走的时候，女儿正睡着，我回去的时候，女儿也睡了。第二天她还要上课。直到昨天一早我起床后，才在女儿上学前看到了她，心里感觉酸酸的。

    问：听说你又要再一次进入隔离病区，是你主动申请的？

    朱：是的，已经定下来了。6月4日8时就要去医院，上班时间是中午12时到傍晚6时。我刚从隔离病区出来时，就已经和医院提过要再进去。前几天，我又提了一次，院方同意了。里面还有两个病人，我对他们的情况比较熟。这是我们的工作，尤其是有了上一次进隔离病区的经验，我的心态更平稳，更没有必要惊慌了。
    
　　李立斌——说不害怕是不真实的
    
　　浙医二院ICU医生，副主任医师；1996年毕业于昆明医学院，ICU专业硕士。
    
    问：进入SARS病房，你有心理准备吗？

    李：有。我是4月25日受命进去的，5月12日才出来。在我之前，已经有一些医生进去了，其中就有ICU方面的医生。

    问：当初进去时，你觉得自己被感染的可能性有多少？

    李：说不害怕是不真实的，但我们是医生，不可能太多去想这些。其实，一进到病房以后，我们就发现我们的医护人员防护还是很好的。

    而且，最危险的地方往往也是最安全的，我们知道自己面对的是非典病人，处处小心。

    问：说说你记忆中最紧张的时刻。

    李：那是给病人做插管的时候。平时在自己医院里，这样的手术我一个人，外加一个护士帮忙就可以做了，但这回不同。我们穿得厚厚的，手上戴上了3副胶手套，本来要求外面再套一双洗衣服的那种手套，但那样手指连镊子都拿不住，所以现场的医生都没有戴它。记得有一次插管是杭州最热的一天，一个手术下来，医生也严重缺氧，不得不吸氧。

    问：这段经历对你有什么样的影响？

    李：绝大多数的医生以前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生活——那几乎是很枯燥的，工作外，就是看电视看报纸，或者给家里打打电话，几乎没有其他娱乐。

    我有一个真切的感受：SARS让人学会爱。和家里人在一起的时光看似平常，却值得珍惜，我觉得自己更爱这个家了。我走的时候儿子7个月大，还不会坐，现在他已经会在床上打滚，还多长了几颗小牙齿。但小家伙不认识我了，不让我抱，这几天，我正在努力培养和儿子的感情。
    
　　周建英——臭鞋臭袜满天飞，我也不惊讶
    
　　主任医师，博士生导师，浙医一院呼吸内科主任，省非典专家组成员，一线专家组副组长，4月24日进入SARS病房，具体指导和实施对SARS病人的抢救和治疗工作。
    
    问：第一眼见到病人，是什么感觉？

    周：刚看到病人与会诊时的感觉截然不同，那种困难是无法想像的。当时，病人情况很差，病房里却什么都没有，所有的电线都横在地上，走路都得小心翼翼。仪器、ICU医生和护士也极缺，都是后来陆续调进来的。

    问：进SARS病房前，有什么准备？

    周：我回了趟科室，拿点资料；同事们送我出来的时候，在电梯里，有人提议帮我保管项链，在他们看来，进了SARS病房，除了人，其他所有东西都必须销毁。当时，我跟领导提了个“过分”的请求：“万一我染上SARS，要回自己医院治疗。”

    问：儿子今年高考没陪在身边，回家第一件事做什么？

    周：在他人生最关键的时候，没能陪在他身边，亏欠他很多。我一进SARS病房，家里就没开过伙，为了能好好吃饭，儿子住到了学校里，也没补充什么营养。这次，卫生厅特批我提前一周回家，要做的第一件事是请4个钟点工大扫除。我已经有心理准备，就算看到臭鞋子臭袜子满天飞也不会惊讶了。
    
　　贾旭升——病人的眼神，我会终生难忘
    
　　杭州市红会医院ICU男护士，浙医大护理系五年制本科生毕业，4月底进入市六医院SARS病房，每天为非典病人量体温、更换氧气面罩和有污染物的衣服、输液、喂稀饭等。
    
    问：看着三名非典病人的病情起起落落，他们的哪一个表情或哪个细节最让你动容？

    贾：我负责3床和6床的姐妹两个。我去的当天晚上病人的气管就被切开了，进行了插管。病人的神志还保持清醒，但心情烦燥不安，不肯安静下来，我劝她们不要动，不利于身体的康复，并鼓励她们要坚强，让她们对自己的病情树立起信心。这时她们就会逐渐安静下来，眼神中流露出来的那种渴望活下去的信念让我终生难忘。这种眼神让我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我知道她们把自己交给了医院，也就把希望全部寄托在了我们身上。

    问：5年制的本科大学生做护士，当初怎么做出的选择？

    贾：我们大学男同学做护士的包括我在内只有两个人。我觉得其他的工作都不适合我，做护士应该能胜任，所以就来到了红会医院。父母对我做护士并没表示反对，就这么做了近三年。

    问：做男护士有没有给你的生活带来一定的影响？比如说女朋友对你的工作有没有意见？

    贾：不知道是不是职业的原因，我到现在还没有女朋友。大概我的职业对我找女朋友有阻碍吧？
    
　　曾黎——做了最坏打算，但愿运气不差
    
　　杭州市三医院五官科主任，与市一医院曹晓林合作，为两位SARS病人实施气管切开手术。
    
    问：接到任务时，心里是不是有点怕？

    曾：从新闻媒体上看了很多报道，这个病传染性很高，尤其是插管和切气管的时候，相当于零距离接触了，非常危险。这也是医护人员SARS感染率高的原因。这次任务又不比寻常，当时专家组提了三个要求，一要保证医护人员的安全，二是保证手术中的病人安全，三是保证手术的顺利进行。说一点不紧张、一点不怕是不可能的，毕竟这是杭州的第一例非典切气管手术，没有什么经验可参照，就拿穿了防化服、戴消毒面具来说，到底有多大保护作用，我们心里没底。但救死扶伤是医生的天职，没什么好抱怨的，上就上吧。再说，我不上，肯定也要别人上。

    问：有没有做过最坏的打算，也就是你也被感染了？

    曾：有。不过我想我的运气应该不会这么差。呵呵。（笑）

    问：有没有想过，你可以不来？

    曾：没有。这种时候，医生就像是战士，接到命令后，没有任何退路，只有向前冲锋。
    
　　许杏娟——每天想着家人，做梦想着就哭
    
　　杭州市六医院护工，原定5月退休，SARS病区拒绝临时工进入，50岁的她二话没说进了病区，每班工作12个小时。

    问：非典刚来的时候，据说外地很多医院的护工纷纷要求辞职，就连医院加工钱也不愿意再继续干下去了，作为年龄最大的女护工，当时有没有紧张、害怕？

    许：到今年3月17日，我就刚好50周岁，我外孙都已经7岁了。我在市六医院干了十多年，没想到临到头了，还碰上了这场非典，退休时间也因为非典而推后了几天，这也算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吧。4月20日那天我正好休息，中午的时候护士长打电话给我，并没有多说，只是让我赶紧到医院上班。到了医院，她们给我穿防化服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明白了七八分，估计是有非典病人了。紧张肯定是有的。特别是刚进去的头两天，我都不敢怎么多想，越想越害怕。可过了三四天以后，胆子慢慢大了，习惯了也就没什么了。

    问：你在隔离病房工作中印象最深刻的事情是什么？

    许：作为护工，每天固定两次进病房，打扫房间、给病人倒小便，拖氧气瓶。除此之外，病人和护士有什么要求，我们都会随时进去。起初两天两位女病人还能坐起来互相说说话，过了几天，病情重了插管后，看起来就不那么好了。记得她们还比较清醒的时候，有一次因为护士催得急，我急急忙忙跑进病房，这时，其中一位女病人急忙对我说：“大妈，大妈，你忘了带眼罩了，快回去带上！”我真的很感动。

    3天后我才敢打电话回家。我女儿在电话里听到我的声音就哭了，他们猜想我是到非典病房了。我安慰她说，不要紧的，医院给我们保护得很好，没事的。话是这样说，其实在里面的时候，我每天都想着家里人，可上班的时候不敢想，怕一想就干不好活了。一下班就拼命想，做梦都想，一想就哭。现在总算出来了，我就想早点回家，抱抱我的外孙。另外，不怕你笑话，我每天都请菩萨保佑几位病人早点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