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编者按

　　66年前，一场惨绝人寰的战争由日本军国主义者发起，八年里在中华大地上遍燃战火，饱经沧桑的中华民族再一次伤痕累累，这一场战争因而也成为中国亿万人民长期挥之不去的沉痛记忆。如今回顾这场战争，我们并不是为了怀念它，我们只是在每年的这个时候，缅怀那些在战争中逝去的无数无辜生灵，缅怀那些为了正义和解放事业奉献了热血和生命的战士；缅怀过去，仅仅是为了保留一段真实的历史，然后用负责的态度建设未来。

    就像刚刚远去的非典一样，天灾与人祸都不是我们希望的。但是当灾祸发生以后，我们能做的便是和灾祸坚决对抗，以战胜灾祸为惟一目标。我们不计代价的抗争，是为了生存、为了尊严、为了历史能正常向前。66周年的祭日，我们与一位执着的普通妇女进行了一次对话，内容是她所执着的一场正义与邪恶的马拉松。这个女人叫王选，那场马拉松叫“日本侵华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
    
　　王选，1952年8月6日生于上海，祖籍义乌。毕业于杭州大学，赴日留学后获日本筑波大学教育学硕士学位。1995年她在日本《时代》周刊上获悉3名故乡老人向日本提出细菌战索赔诉讼，从此放弃在日执教生涯和优厚待遇，执着走上对日诉讼索赔漫漫长路。

　　去年8月27日，东京地方法院一审宣判，承认细菌战事实，但不谢罪、不赔偿。今年5月20日，二审第一次庭审在东京开庭。记者昨晚找到王选时，她刚出席完在义乌召开的“全国高校首次侵华日军浙江细菌战调查研究会”，正在义乌的一家旅馆里，吃完晚饭后，王选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为9月30日出庭作准备
　　原告的“接班人”问题凸显
    
　　在这次调查研究会上主要讨论的是细菌战调查的方法问题，王选说这次有很多高校的学者慕名而来，他们的学识和能力自然不容质疑，但是缺乏对细菌战的调查专业知识，需要实地进行考察。

    5日早上7点，王选一行去了义乌市崇山村，“去看看那儿的受害者调查是怎么搞的”。在崇山村村口有一张细菌战受害者分布图，把崇山村受细菌战侵害的情况描述得一清二楚，包括受害人的具体地点、受害原因、受害程度等，“这可以永远地起到教育作用”，王选十分坚决地对记者说。

    5月20日，是细菌战诉讼在东京二审的第一次开庭，王选和两个证人作为原告上庭发言，王选发言时肯定了一审判决对侵华事实的认定，把这个事实写到了日本史和世界史上，“我对他们说，细菌战是不可饶恕的罪恶，它是日本的问题，只有靠日本自己才能解决”，王选的语速很快，说到诉讼时语音里有点激动。

    9月30日就要再一次开庭了，王选告诉记者她又得组织受害人去东京开庭，同时还要继续培养接班人，“原告的年纪都已经很大了，原来的180个原告现在已经去世了27个”。
    
　　永远甭指望日本人
　　国内诉讼正在向最高院请示
    
　　日本国民对这一诉讼持何态度？“日本绝大部分普通市民对这个是从来不关心的，日本的和平民主人士也越来越少，以前还有几百人，现在只有几十人，几个人”，王选告诉记者，由于日本国内的右倾思潮十分严重，日本普通市民大多不了解真相，真正站在中国这一边的很少。

    “对日本法院寄托希望是不正常的”，王选的语气很冷静，她认为中国的法律应该支持中国人。前不久，浙江丽水的几个受害者向浙江省高院曾提交过赔偿起诉书，高院表示需向最高

    人民法院请示。当年的中国政府放弃赔偿是要日本政府认真反省的前提下，可是日本政府反省了吗？
    
　　要有一个民间组织
　　政府支持力度还应加大
    
　　“王选成为一个奇怪的社会现象”，几年不辞辛苦地奔波下来，王选发出这样的叹息。

    王选说她现在的情况就跟一支游击队一样，四处奔走，虽说不是单枪匹马，到哪都有人帮助，但毕竟不是一个组织，运作起来很难。到了有的地方，政府只是应付应付，不会系统地去考虑问题，是7月7日了，就搞个活动纪念纪念，到7月8日，就一点关系也没有了。

    “义乌的民间组织批了半年了还批不下来”，王选说她不明白这是为什么。
    
　　最需要人力物力
　　浙江企业为何无动于衷
    
　　当记者问起王选她最想得到什么帮助，王选毫不犹豫地回答：“人力和物力啊！”

    最让王选想不通的是浙江省这么多企业没有一家想到过要为这场诉讼提供帮助，反而是外省的两家企业主动提供资助。河北的一个企业主动发电子邮件给王选，让她帮助调查河北省受细菌战侵害的情况，还有一家是江苏省的高科技民营企业，支持江苏省的一家高校设立的一个有关细菌战调查的科研项目，王选就作为这个科研项目的负责人领着一帮人搞调查。

    王选告诉记者，除了参与细菌战调查外，为了谋生，她在日本还有一个工作，以前她用的都是自己的钱，但现在钱也快要用完了，她希望有来自社会上的资助让她把这个工作做下去。

    “衢州市卫生局有一个叫邱明轩的，他写了关于日本细菌战的第二本书，但一直没钱出版，他每次见我都送我两袋开化龙井，让我帮他找找出版的资金，可是我一直很忙，哪有时间帮他募集资金”，王选的语气里再次充满了无奈。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
　　胜利的标志不是诉讼结果
    
　　对于东京的诉讼，王选表示，她并不在乎胜败，“某一个法庭的法官做出的判断，并不一定代表真理。”

    这场官司很可能赢不了，但是“赢不了还是要做该做的事情”，王选曾说过“正义必胜”，但她表示从没说过这场官司必胜，而是“某种条件如果具备的情况下就可以胜”，在王选看来，这“某种条件”里最重要的就是日本要有积极的态度来对待这个问题。

    王选说当下有人认为“历史的遗留问题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淡化”是很可笑的，关于日军细菌战之事，“应该在历史上给它一个位置”，可惜最好的时机已经过去了。

    “我只做我该做的事”，这是从来不把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的王选的内心独白。

　　学习历史
　　正是为了未来
    

　　说到对国人的期望，王选表示首先要继承我们民族的历史。而这就要求把残缺不全的历史给补全了，“这样我们才有内容来纪念九一八、七七事变，否则你拿什么来纪念？”

    “日本的问题由日本人民来管，我们更加注重的应该是自身的问题，要自强，要真正地从历史学习，真正地做到以史为鉴。”王选的感慨里有股语重心长的味道。

　　希望二审了结这起诉讼
　　下一站江西调查取证
    
　　王选最希望的是在二审之中能够了结这起诉讼。“如果胜诉，那我就解放了。”话语里透着一丝疲惫。

    王选说这么几年下来，她有时候真是感到身心疲惫。一天到晚在外面奔跑，连家也顾不上，有时候还要承受来自外界的压力。比如有一次她带了几个美国的专家去调查，结果被当地怀疑是间谍。

    等到一切结束，王选表示她想去念博士，读国际关系或国际政治，同时还要出书，把她这几年的奔波纪录下来。

    接受完采访后，王选又带着几个历史系的研究生，坐上火车，马不停蹄地到江西去调查了。
    
        
　　视点助读
    
　　日本侵略者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侵吞我国东北后，为进一步挑起全面侵华战争，陆续运兵入关。到1936年，日军已从东、西、北三面包围了北平（今北京）。从1937年6月起，驻丰台的日军连续举行挑衅性的军事演习。

    1937年7月7日晚11时左右，在北平（现北京）西南芦沟桥一带进行挑衅性军事演习的日军以一名士兵失踪为借口，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被中国驻军拒绝，日军随即炮轰宛平城并向卢沟桥一侧的中国守军发动进攻。中国驻军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冯治安师）吉星文团，在营长金振中率领下，奋起还击，从此揭开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