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台州市椒江区打工的陆先生6月28日给早报打来电话称，55岁的母亲去椒江区计划生育指导站治疗妇科病，不仅病情加重了，还搞得她疑神疑鬼，以为自己得了什么脏病。7月2日，记者赴椒江采访。

    两家医院，说法大不同

    陆先生称，他母亲长期患有痔疮，今年3月，陆母忽然感到疼痛加剧，并延伸到大腿右侧根部，就怀疑自己得了什么妇科病，便于3月14日到椒江区计划生育指导站生殖保健院检查（该院打出的牌子称，主治各类性病和泌尿科疾病）。

    陆母说，当时给她看病的是一位田医生，对方神色严肃地说她病情较重，如不及时治疗，后果将不堪设想。她告诉医生自己50多岁，已经好几年没和丈夫同房了。医生当天并没有确切告诉她得了什么病，病因是什么，只是让她挂5天吊针（一个疗程）。记者打开她的病历看到，字迹有些潦草，但“妇女病”三字还是比较明显的。

    听医生这口气，陆母怀疑自己得了什么脏病。第2天上午，她来到台州市市立医院复检，却没有发现有妇科类疾病症状。

    3月16日，陆母又到计生站，想进一步确诊。但田医生不在，另一位尤医生检查后表示让她继续挂针。3月17日，陆母在站内作进一步妇科检查，女护士不小心用工具划破了她生殖器官内部，伤口感染发炎（后经台州市市立医院诊断为宫颈炎）。

    医价贵了，却引发不良反应

    陆母说，3月18日，她向尤医生反映病情加重，尤医生在处方里增加了两瓶药剂，药价贵了许多。18日、19日两天，她开始手脚无法动弹，一晚上要喝掉两壶开水，盖着厚棉被还瑟瑟发抖。同时，头皮发麻、恶心反胃，鼻子里甚至出现血块，现在陆母不仅视力下降，还伴有间歇性疼痛。台州市市立医院医生诊断这是药物反应症状，但对此也没有特别好的治疗方法。

    病情加重后，陆母说她多次找计生委及区卫生局反映情况。但医患双方在加重病情的原因上存在较大分歧，使问题处理颇为棘手。陆母认为是计生站不适当的治疗导致病情加重，而计生站则认定陆母是更年期妇女多方面生理、病理因素所造成。

    陆母称，今年4月，她在区卫生局的建议下，到台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作鉴定。可鉴定单位负责人告诉她，只有在卫生局或者计生站的人员陪同下才可鉴定。无奈之下，陆母只好回来。对此，计生站韩副站长解释称，院方曾多次劝说陆母去作鉴定，但她本人不愿去。台州市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表示，对陆母有没来过没有印象。

    诊所为福建人承包

    7月3日下午，记者来到计生站，这是一个四层楼高的房子，一些基本科室都有设置。在旁人的指引下，记者找到了生殖保健院，那是两个并列的房间，上注男、女。记者探进头去看了一眼，一个房间大约不到10平方米大，有3名医生打扮的人正在看报纸。

    计生站韩副站长说，该保健院承包给一个20多岁的福建男子。记者在韩的办公室见到了这名承包人，要他联系田、尤两位医生，他称两人都不在诊所，记者再问他，保健站有几名医生，是否有职业证书等等问题，他都不再作答。当记者给他看陆母提供的材料，并问他有什么意见时，他转身就走掉了。采访中，一位自称姓“包”的男子还给记者打电话，叫记者“不要插手这事”。

    采访快结束时，记者表示想看看两名医生的医师职业资格证书和专家证书，韩副站长称，证书放在主管业务的副站长那里，她下乡指导工作去了。第2天上午，记者再次来到韩的办公室时，韩又说业务站长正在给病人做手术，要忙到晚上，不方便接受采访。记者再次提出要采访两位医生，韩又说两人可能回老家了。

    后来，在记者一再要求下，韩才从抽屉里翻出一张尤医生职称证书的复印件，上面的照片模糊不清，也找不到钢印，只有“尤国凤，1947年生”等字样依稀可见。

    看病惹出毛病，又得不到合理的说法，陆母将椒江区计划生育指导站告上了法庭，6月13日，椒江区人民法院受理此案。

    就在发稿前，记者得到消息，椒江区人民法院已于7月9日开庭审理此案，双方同意庭外和解。椒江区计划生育指导站赔偿给陆母3200元（包括医药费和精神损失费），诉讼费用也由被告承担，但计生站拒绝向陆母道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