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新华社报道　今年6月，一则内涵丰富的消息迅速传播：60多家年销售额1亿元以上的台州企业表达出强烈意愿——将研发机构搬到上海去。当地政府竟也决定将“台州科技开发园”直接建到上海去，为这60多家企业研发机构的集体迁徙做“领路人”。

　　令传媒吃惊的消息还不止这些。本月初，宁波人郁国祥与其兄负责的上海某投资发展公司，参与了上海希尔顿1．5亿美元股权收购项目，同时参与收购的有近10家浙江民企。而另一则消息说，温州均瑶集团已打造完一支发展零售终端队伍，有可能在上海开设40家便利店。

　　“春江水暖鸭先知”，长三角“水温”如何？对此最敏感的，还数浙江民营企业。

　　在接轨中整合资源

　　在长三角许多城市，浙江地产商“攻城掠地”的动作令人瞩目，有数字显示：在苏州实行土地招标拍卖一年间，浙商拍得土地占总量近一半；在南京，有15家浙江房地产商，在苏州、无锡有12家浙江房产商；而在上海，早在2000年前后，就有100多家浙江地产商进入，并开发了百余个项目。

　　但接轨长三角并不是简单的“跑马圈地”运动。浙大经济学院张旭昆教授认为，接轨长三角首先是资源的利用，比如，利用上海人才密集的优势，与驻上海的跨国公司的研发中心、技术输出机构接轨；并与上海的国际采购基地接轨；还可以通过上海的“窗口”作用，与国际风险资本结合等。把浙江“企业家优势”与全国各地的资源优势结合起来，能够产生巨大的潜在生产力。

　　在接轨中突破禁区

　　华立集团总裁汪力成曾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话：江浙沪三省市在资源、产业结构上存在着非常强的互补性，但奇怪的是在长三角家门口的经济联系、优势互补反而不如与其他地区的联系紧密。

　　为尽可能地消除这种障碍，今年4月江浙沪三地工商局合作会议在杭州召开。这次会议签署了有关推进“投资准入、市场秩序、信用信息一体化合作”的会议纪要。浙江民营企业在主动“接轨”的进程中不断触及禁区和壁垒，其要求突破禁区和壁垒呼声反馈到各级政府部门，引起了高度重视。

　　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了“政府主导，市场运作”的资金运作方针，同时放宽准入限制，为民间资本投入基础设施产业创造了较为宽松的政策和体制环境。

　　“九五”期间，浙江非国有投资达5900亿元，占同期全社会投资的63．8％。在全省已建的83个特色工业园区中，约三分之二的投资来自民间；总投资额达100多亿元的5个高教园区中，各种民间资本和市场化运作投入占83％以上。人们希望，浙江民企在整个长三角地区的投资也能如此畅通。

　　在接轨中走强

　　曾经有一种观点，认为浙江民企靠华北、东北、西北“三北市场”发家的。“轻、小、集、加”的特点，使浙江民企不敢涉足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现在，人们不仅看到浙江的民企正风起云涌地走向长三角，走出国门；而且，浙江民企在这一过程中呈现出跳跃式的增长速度。

　　成千上万的浙江民间资本在长三角所造成的资金聚集效应和产业链的价值已有目共睹。据浙江企业在沪协会介绍，浙江在上海兴办的企业总数在5万家左右，总投资规模达500亿元，其中绝大部分是民营资本。浙江省在沪投资总额和创办企业总数均居其他兄弟省市的首位，浙江产品在沪销售总额约占上海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10％。

　　上海的技术、人才、信息、金融等优势成为浙江民企快速成长所吸取的营养，上海的国际化色彩更为浙江民营企业与国际接轨提供了很好的平台。德力西集团进沪两年，先后与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多家外资企业接触，寻求国际合作，这在乐清是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