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余姚甚至宁波，说起邵建岳也许知道的人不多，但只要说是“为儿子是否亲生打了9场官司”的那个人，十有八九的人会说：“哦，是他呀。”

    自1988年至今，邵建岳已经历了9次诉讼，这9场官司都涉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儿子究竟是否是他亲生？

    日前，记者在余姚遇见一脸疲惫的邵建岳，他正等着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第9次诉讼的判决。邵建岳和他的家人都表示，不弄清儿子是否是他亲生，将把官司打到底。

　　结婚6个多月　妻子生下儿子

　　1986年，邵建岳27岁。这一年邵建岳经历了大喜大悲，这年的9月22日，他新婚不久的妻子因病去世，邵建岳还来不及体味新婚的快乐，就陷入深深的悲伤中。好心的姨妈见外甥整天闷闷不乐，便为他介绍了一个对象。那女的是邻镇人，名叫赵女（化名），比邵建岳小2岁，在一家电子器件厂工作。两人一见面都比较满意：邵建岳虽然是再婚，但是镇里的一名干部，有稳定的收入；赵女性格活泼，容貌也过得去。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后，1987年1月14日，邵建岳与赵女正式登记结婚。

    这年的7月20日傍晚，邵建岳刚下班回家，发现赵女面色通红，邵建岳以为她中暑发烧，赶紧将她送到邻镇的卫生院。第二天，赵女竟生下一个体重近3公斤的男婴，而且据医生说是足月所生。而此时离他们办理结婚手续仅6个月11天。

　　儿子是否亲生　夫妻各说各理

　　新婚妻子结婚6个多月就生下足月婴儿，一时在周围引起议论纷纷，关于赵女婚前生活不检点的议论也不时传到邵建岳的耳中，令邵建岳更加苦闷。再看儿子，一点不像自己，倒像“隔壁的王木匠”，这更让邵建岳相信那些传闻并非空穴来风。

    1988年11月，邵建岳正式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与赵女离婚，同时提出，由于儿子非自己所生，因此在离婚后不承担对邵某的抚养费用。

    但在法庭上赵女一口咬定，邵建岳肯定是儿子邵某的亲生父亲。因为在结婚前邵建岳就和她发生过两次性关系。但邵建岳否认在婚前和赵女发生过性关系，而且赵女说的他们第一次发生性关系的时间，离邵建岳前妻去世仅仅一个星期，那时他与赵女还没认识呢。

　　孩子母亲不同意　亲子鉴定没做成

　　在法庭上邵建岳提出，既然双方在何时同居的问题上说法不一，那就去做亲子鉴定。对邵建岳的这个要求，赵女开始时没有表示反对，但后来赵女忽然改变了主意，她明确表示，不愿带儿子邵某去做亲子鉴定。

    1989年4月6日，余姚市人民法院对这起离婚案作出一审判决：准予邵建岳与赵女离婚，邵建岳与邵某之间法律上的父子关系不能排除，邵某随赵女生活，邵建岳一次性给付抚养费3600元。

    法院认为：原告邵建岳不承认邵某为其亲生，但不能提供其它相应的证据来证明，法院不能强迫赵女去做亲子鉴定。因此，无法查实邵某究竟是否非邵建岳所生的事实，他与邵某之间非父子关系的诉讼要求也就不能认定。

    邵建岳不服一审法院的判决，向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在二审时，邵建岳仍强烈要求做亲子鉴定，但由于赵女的拒绝这一要求仍未被法院采纳。1990年10月15日，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终审判决：驳回邵建岳的上诉，维持原判。

    不能接受法院判决的邵建岳拒绝支付3600元抚养费，法院采取了强制执行的措施：每个月从他的工资中扣除一部分交给了赵女。

　　要求增付抚养费　再打亲子鉴定官司

    法院作出的判决结果，虽然让邵建岳和其家里人无法接受，但随着时间的消逝，邵建岳心中的创痛也在慢慢淡去。

    离婚后，赵女带着儿子回到了自己的老家居住。在以后的日子里，邵建岳从未见到过那个法律上仍然是其儿子、名字叫邵某的孩子。

    然而，到了2001年，已经淡忘的不快再次被唤醒：这年的4月初，已经14岁的邵某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要求邵建岳每月增加抚养费600元。

    邵建岳接到法院寄来的诉状，感到非常愤怒。“如果儿子是我亲生，增加抚养费也情有可原，可现在我连儿子是否是我的都不知道，她怎还好意思来讨抚养费”。邵建岳在向法庭提交的答辨中再次提出：强烈要求法院对邵某进行亲子鉴定，以确认自己与他究竟是否存在父子关系。

    从这年4月10日起的两个多月时间内，余姚市人民法院的法官10多次找赵女做工作，要求她带邵某和邵建岳一起到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做亲子鉴定。

    经过多次劝说，赵女和邵某都同意到杭州做亲子鉴定，但到了约定的那天早晨，两人却又变了卦，赵女说：“不清白的人才去做亲子鉴定，清白的人是用不着去做的，我是清白的，所以根本不用去做。”

　　由于赵女不同意做亲子鉴定，法官只能判决：邵建岳每月支付邵某生活费200元，直至其能独立生活。

　　怒而起诉“儿子”　法院推断邵建岳胜诉

    2002年5月，邵建岳向余姚市人民法院起诉“儿子”，要求法院依法确认他与邵某是否存在亲生父子关系。

    法院审理后认为，在关于邵某是否为邵建岳所生这一点上，并非是邵建岳不想举证，而是因为赵女故意设置障碍使他无法举证。由于赵女拒绝做亲子鉴定，又无法提供其它有说服力的证据，法院因此推定邵建岳胜诉。

    这一判决着实让邵建岳高兴了一阵，但很快他就发现，他是高兴得太早了。

    重审驳回起诉　依然不知儿子是否亲生

　　令邵建岳做梦都不曾想到的是，在赵女不服余姚市人民法院的判决提出上诉后，事情有了戏剧性的变化。今年春节前，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此案作出了这样的一个裁决：撤销一审法院的判决，发回重审。

    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邵建岳与邵某之间的法律关系在1988年他与赵女的离婚案、2001年邵某要求增加抚养费案的5次诉讼中，已经得到了确认，根据同一事实不重复审理的规定，邵建岳不能就此事重新起诉，他如对法院当初的判决不服，只能通过申诉途径解决。

    根据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的裁定，余姚市人民法院对此案进行了重审，并于2月8日作出驳回邵建岳起诉的裁定。

    拿着这份裁决书，邵建岳一片迷茫：一件在普通人看来很容易解决的事，怎么会这么复杂这么难。
    
　　专家说法　
　　本案应当进行亲子鉴定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民法专家马忆南和北京大学法学博士黄永认为，根据“证据距离规则”，在某些特殊案子中，可以由距离证据比较近的一方，即在证据获得中具有便利性或主动权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而不一定非要提出主张的一方承担举证责任。在本案中，由于提出主张的邵建岳在提供关键证据方面不具有便利性和主动权，而需赵女配合。在这种情况下，法院可以要求赵女承担举证责任，即让她做亲子鉴定。假如赵女拒绝，法院可以认定不利于她的事实，即邵某和邵先生之间没有血缘关系的事实。

    浙江大学法学院一位教授说：最高法院在1987年的那个批复中，只是认为亲子鉴定应从严把握，并没有说只要女方反对，就绝对不能做。亲子鉴定究竟是否该做，应由法官根据实际情况来决定。他本人觉得，要查清这个案子的事实真相只能做亲子鉴定，而且非常必要这样做，因为当事人之一邵先生提出的理由很充分，并非无端乱猜疑。赵女不愿去做亲子鉴定，理应承担举证不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