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博物馆花450万美元从美国收回了4卷《淳化阁帖》，目前关于它的特展正在展出；将记忆的书本翻回到两个月前，故宫博物院花2200万元人民币收购了中国隋代书法作品《出师颂》。这两件文物以及与它们相关的高价，让人不得不关注到现阶段的我国文物征集工作。
    

     面对别人的“大手笔”，浙江博物馆副馆长赵雁君有颇多感触。他说，以前，文物征集主要以国家调拨和社会捐赠居多。现在，前者已几乎没有，后者则比较难收到真正重量级、国宝级的文物。目前，则主要依靠社会征集，一是政府出资收购，二是个人无偿捐赠，由国家出面接收。
    

     在这方面，上博近几年的发展，不仅让国内的同行羡慕，甚至记者听了都十分“眼热”。记者从上博方面了解到，自上世纪50年代成立至今，其藏品已由最初的9000件，增至现在的近100万件，其中珍贵文物达12万件，有很多是通过社会征集而来的，比如，上博曾花1000万港币从香港购回了数件元代卵白釉五彩金线瓷器，它还花数百万元购得了钱镜塘旧藏20册巨集《明代名人尺牍》。
    

     说到数百万，赵雁君说，对于上博，这是“小儿科”，而对浙博，就是一个“天文数字”。他说这句话的背景是，上博一年用于文物征集的常规费用是2500万元，去年更是追加了6000万元，而浙博的数字是一年不到70万元。
    

    赵雁君说，自然，在馆藏文物的数量和级别上，两个博物馆不具备可比性，这是历史造就的。但就现阶段来说，对文物的社会征集应该处于同一起跑线上，浙江和上海，同样是经济强省强市，同样是文化大省大市，关键在于对于文物征集的认识高度。
   

     然而，浙博在征集“大文物”方面，由于囊中羞涩，显得捉襟见肘，往往在面对拍卖行等的文物流通信息，只能“望洋兴叹”。
    

    赵雁君告诉记者，浙江博物馆发展得到了相关部门的大力支持，文物征集工作也在积极努力，并增添了不少文物。目前馆藏有30000多件珍贵文物。但作为一流的省级博物馆，缺少的是国宝级、重量级的文物，如书画方面，唐宋时期的作品几乎是空白，元代名家作品亦甚稀少，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与此相对应，他注意到，随着国外藏品的回归，以及国内的拍卖，类似的珍贵文物是收得到的。
    

    事实上，一次“晋唐宋元国宝展”，一次《淳化阁帖》最善本特展，文物的分量决定了展览的影响力，成就了上博的强势文化风貌，也成就了上海在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上的“世界级”。从浙江建设文化大省的战略角度出发，赵雁君认为，加大文物征集的投入，这是时代的需要，更是历史的需要。所以，今天的人应该站在历史的高度，为未来而征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