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今年年初浙江省委、省政府提出主动接轨上海、积极参与长三角地区合作与交流的战略后，我省在参与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中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本报记者日前采访了沪苏浙三地的部分经济学家，请他们以今年来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进程为背景，对如何推动长三角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
    
　　“一体化”进程主要体现在哪里？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人们在观念上对“一体化”的认识有了大的提高，对“一体化”的机制、内涵、需要做的协调，都有了新的更深的认识，像绍兴，已经制订了一些针对性的政策；其次是中介层次，从人才交流、海关协作、旅游合作等方面都有实质性的进展；三是对企业也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目前，浙江企业到上海、苏南的扩展势头在加速，上海的企业往浙江投资的也多起来，如最近杭州到千岛湖的高速公路，投资方中就有上海企业的参与。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主要体现在政府、学术界和企业界的观念有进一步深化，并采取了一些新的措施。政府方面，比如浙江省政府提出了主动接轨上海的口号，各地市政府也都非常积极地思考这个问题，在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时不局限在本地，而是放在长三角中思考自己的发展规划。上海政协对15个城市做了专题调研，提出了合作建议。三地的学术界召开了许多研讨会，讨论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的各种问题。企业界在人才合作、相互开放旅游市场等问题上都达成了一致，工商领域也采取了措施推动一体化，在商品检验、相互认证及金融流通等问题上的合作也在积极酝酿。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今年是长三角经济社会一体化推进最快的一年，也是成效最显著、在实践中最深入的一年。“一体化”的发展之快出乎我的想象，主要原因在于：三地形成了共识；改革的推进与经济发展提供了客观条件；出于国际竞争的需要；列入了两省一市高层的决策议程等。

    “一体化”进程主要体现在：首先，“一体化”已经为社会所有阶层共同认识并接受，这是非常重要的。其次，两省一市党政主要领导已经把“一体化”列入决策议程，作为重要工作布置。第三，江浙沪三地都把“一体化”作为推进三地共同发展和本省（市）发展的重要战略组成部分。第四，各个政府的实际操作部门已经把“一体化”作为今年工作重要内容加以贯彻落实。无论是旅游、环保、宏观规划、人事，还是交通、信息、工商、税务等部门都围绕“一体化”开展了实际工作，有针对性地确立了合作意向、制定了合作议程，提出了具体的合作办法。

    推动一体化进程的主导性力量是什么？

    上海社科院部门经济研究所所长厉无畏：有五个方面的因素——沪苏浙三省市的政府，外商的推动，以及民营经济。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一体化”是由需要产生动力的。微观来看，动力来自于企业的需要。企业是市场的主体，要降低企业运作成本、增加企业效益，实现公平竞争，打破各自为政的局面，需要长三角实现“一体化”。宏观地看，“一体化”又有利于各省市自身的发展，“一体化”本身可以产生经济效益，提高行政工作效率。由于这种微观和宏观的需要，就产生了源源不断的动力。

    “一体化”还需要解决哪些问题？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首先是行政市场分割的问题。过小的市场导致了企业没有市场空间，因而长不大；二是区域经济一体化程度过低，企业活动的舞台不够大；三是政府、市场和企业的关系不顺。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目前长三角地区，单就一省一市范围看，已经形成经济一体，这与其他次发达地区或落后地区明显不同。但是，就长三角两省一市来看，由于行政区划的界限，区域内市场还不统一，商品、资本与服务的流通受非市场因素制约，产业同构，重复建设，在对外经济中各自为政，降低了该地区的整体优势，制约了“一体化”的进程。

    “一体化”的步伐如何协调？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一体化”主要在三个层次上形成：一是企业层次，主要是企业制度的不断完善，大企业的跨区域发展，企业间结成战略联盟等多种形式的联合和合作，企业间专业化协作和其他各种产业联系的发展等。这是长三角经济一体化最具活力的组织基础。二是中介层次，主要是各类中介组织和中介服务的发展，目前“半官方”的行业组织间的联系比较活跃只是一个前奏，重要的是中介组织的大量发展和持续活跃。三是政府层次，比如，定期和不定期的对话协商，既就某些问题达成共识，又为制度建设进行准备。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完善地方政府间的对话体系。这一体系应形成经常性的互动，通过投资信息共享引导产业发展，避免恶性竞争，同时在制度建设方面努力做到有序、规范；以及建立、完善诚信体系。今年，上海已经启用了新闻发言人制度，相信长三角其他地区的新闻发言人制度也会陆续出台，并且在此基础上组成一个信息交流的平台，也可以依托媒体与网络将相关信息资源整合成长三角的共同财富。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首先，政府部门要从战略上明确区域协调合作发展的重要性，重视从战略上推进“一体化”；其次，相关部门要主动开展“一体化”的协调工作；第三，学术界要做深层次的讨论，三地的学术机构可以组成专门的合作性组织，制定专题，与政府部门结合，搞实实在在的调研活动，为“一体化”的推进提供参考思路。最后，还要尽可能地进行资源整合，整合发展思路、产业结构、环保、交通体系、人才市场，协调财税政策和土地政策等。

    各地区应该如何错位竞争？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从浙江来看，就制度层面而言，主要是民营经济的优势明显，从产业层面而言，浙江在轻型制造业方面具有优势，另外在区位上，浙江在海洋和港口上也比较具有优势；江苏，由于历史上与上海的联系比浙江要紧密，它的外资经济的优势很突出，而且大量的乡镇经过改制后，一批骨干企业的实力现在很强；上海是长三角的龙头，它将发展成“四个中心”，具有开放性的优势和丰富的国际化资源，大量跨国公司的进入，发展高端服务业的优势开始显现。与国外这种国际性大都市不同的是，上海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留存下来的一些工业，如钢铁、化工、汽车等产业，具有很强的实力，它的郊区在发展制造业方面有较好的前景。另外，上海发展高科技产业也有很大的潜力。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陆德明：论地价、劳动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海并没有优势，只有高层次的行业才有立足点。上海的核心竞争力，应寄希望于金融贸易服务业。在上海的历史上，什么时候把金融优势发挥出来，那个时期就是国际大都市，例如19世纪二三十年代。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十六届三中全会再次强调了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作用。在区域经济中，要区别政府和市场的不同作用。三地的产业发展要在竞争中取得合作，按照各地自身的比较优势形成自己的特色，市场在竞争中起着决定作用。政府不能人为地分工，这必须依照市场竞争形成，政府的作用应该体现在规范市场制度和法规、促进基础设施更积极、超前的合作方面，比如三地在经济法规和重要问题上应该基本一致，减少企业流动的成本，在市场准入和商品流通等领域不应该给一体化人为设置障碍；道路交通网络的规划不是三地规划的加总，而应该是三地共同商定的共同规划，避免出现地区间道路无法衔接等问题，加强人流和物流的便利性。

    长三角该打什么样的品牌？

    浙江省政府经济建设咨询委员会副主任朱家良：我认为，从世界范围来看，叫得响的应该是城市圈或者都市圈，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提出打造世界第六大都市圈，从国外的发达国家来看，７０－８０％的人口和经济都在城市里。日本的大都市圈，东京大都市圈，７０００万人口，３.５万平方公里，占日本制造业总量的二分之一，上海的国际的都市地位，光靠上海一地很难达到，只有靠周边地区的支撑。有长三角地区的各个城市的共同发展，大都市圈整体实力才能增强。在大都市圈的建设中，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上海和其他大中城市功能的增强和差异化发展。上海以高层次服务为主的现代都市经济的发展，龙头作用的增强至关重要。南北两翼不同规模的城市，既要增强一般的共性的城市功能，更要培育各自的特色功能。同时，随着大都市圈（群）的发展，大中城市之间的工业化地带，在要素自由流动的条件下，会难以分清某个工业区是哪个城市的工业发展区。顺应这一趋势，让厂商自由合理选择投资地，有利于长三角各类制造业基地的建设。

    上海社科院副院长左学金：长三角应该成为中国经济实力最强、科技创新能力最强的经济区，应该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极，当然也应该成为世界第六大都市圈。它的经济增长源泉来自于：它在科技创新和制度创新方面是有活力的；它是开放的，不仅着眼于全中国，也着眼于全球经济；长三角内部在市场竞争下形成了产业分工：中心城市与大城市集中发展现代服务业、高新技术，城市外围发展劳动密集型和土地用量大的行业。

    江苏省社科院副院长张颢瀚：首先要进一步确立长三角的品牌意识，有了品牌就有了竞争力。长三角一体化的进程就是塑造长三角国际品牌的过程，打造品牌只有靠推进一体化的一系列具体措施来实现，通过一体化形成区域共同体，确立长三角在国际上的新形象，提高国际竞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