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8日，我国研究金石篆刻历史最悠久、影响最广泛的学术团体，具有较深国际文化影响力、享有“天下第一名社”盛誉的西泠印社，将迎来百年华诞。

    这是中国文化艺术界的一大盛事。走过百年，西泠印社存在的意义也超越了单纯的民间社团，而蕴藏着传承传统文化的重要使命；迎接新百年，西泠还肩负着促进文化产业繁荣的重任——

　　不止一次，行走在孤山。举步青石阶上，但见青山翠谷间隐着的幽幽古意。一掬清泉，一座小亭，都不是寻常景致，因为有着那些古朴苍劲的大小篆字如珠似玉地散在石壁上，这亭这景便有着别样的意味。小小一座山，因着这百年西泠印社，千年印学而格外地引人入胜。

    时光如白驹过隙。百年，在历史的长河中不过是短短一瞬——“匆匆，太匆匆”；可是对一个人，一个社团来说，百年红尘中的世事沧桑，风云变幻，又岂是一个“匆匆”所能形容？一个民间的学人印社——西泠，一个离滚滚红尘且行且远的金石之学何以历百年而不衰？

    追寻西泠，追寻一个社团的百年。

    印学创新    百年不变的追求

    一直以来，西泠印社就是印学界的一个标杆。能成为西泠印社的一员，也就意味着在金石书画上的艺术修养和学术水平达到了相当的水准。吴昌硕、马叔平、李叔同、黄宾虹、马一浮、潘天寿、傅抱石、丰子恺、沙孟海……等一连串闪光的名字始终与印社紧紧相联。印社的影响还布及海外，长尾甲、小林斗庵、梅舒适、金膺显等20余位来自日本、韩国、新加坡等国的篆刻书画界泰斗也远涉加盟。

    西泠印社，为什么能存之百年，不断发展？在这百年之际，我们不断地追问，得到的答案也不尽相同。但有一点却是共同的，正如西泠印社常务副社长郭仲选先生所说的“一个名社不固步自封，与时俱进求发展的创新精神和气质。”

    “当初立社的宗旨就是充满新意的！”副社长刘江近几年来对西泠印社的人文精神方面颇有研究。他说，虽然篆刻在中国已有三千年的历史，但它开始并没有独立的艺术地位，仅限于“雕虫小技”或者附属于诗、书、画。1904年，丁仁、王禔、叶铭、吴隐4个二三十岁的年轻人提出“保存金石、研究印学”立社宗旨就很有远见。正是自西泠印社始，印学在社会文化中的地位大大提升。

    刘江略带几分感慨地说：“一般人都有一种误解，认为印学就是刻印。实际上，印章创作，印学史，印人史，印学美学，印章鉴赏等都是值得研究的领域。这些领域，有的已有研究，有的还没有很好地破题。我们后人要发扬前人创新精神，做一点有独创性的研究。”

    他还谈到，西泠印社也具有海纳百川的精神。学术上最忌也最容易犯的毛病就是门户之见。当时印学流派也不少。西泠印社虽然是浙派印人创办的，但并不排斥海派与皖派。因为它的着眼点在弘扬中华民族的印文化。刘江认为，这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也是具有相当的创新精神的。

    这种精神在现代也得到了很好的发扬。印社的副社长，浙江大学艺术学院院长陈振濂对古老印学在今天的发展充满了信心。他说，与大众流行文化相比，印学的受众面还相当小。过去，印学是一门很精致的门类，只有具备了古文字学、古器物学、考古学等相关的学养，才能进行创作和研究。今天，篆刻已经从一种学问变成了艺术，并慢慢走向大众。据他估算，全国研习篆刻的不少于十万人。

    陈振濂认为，西泠印社在现代面对的挑战不是来自其它，而是来自作为顶级名社，如何创新求发展。他透露，今后他们将更注重印学作为大学科的建设和西冷印社作为国际印学中心的建设。诸如筹办国际印学高峰论坛，国际印学展等都已进入印社发展的视野。

    印社副社长、中国书法家协会副主席朱关田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则探讨了篆刻这一艺术形式本身的新发展。他介绍说，现代印学在日本有了新的发展方向。一个方向是把印做大，他在茶几上比划着说“这么大，大约二十厘米见方”。另一个方向是刻字，所有的匾、对联等都可以刻出来。他还特别提到了“中国印”的横空出世，大大提升了这种古老艺术形式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也为现代人更好地审视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审美结合，提供了新视角。爱社奉献

    百年不移的情怀

    创新是一个学术团体生生不息的立社之本。而来自社员无私的关爱与奉献则是托起西泠印社百年辉煌的有力臂膀。

    就在上个月，上海昌硕纪念馆的执行馆长吴越和他的哥哥吴超同时成为西泠印社的一员。他们的父亲，年过八旬的吴长邺老先生听到报喜的电话，激动地连声说“感谢印社对吴氏后人的培养与关心”。

    从吴昌硕先生出任首任社长至今，吴家四代都成为印社的一员，与印社结下了不解情缘。吴越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还带着激动的心情。他说：“大约在六七岁时，我就来过杭州，见到爷爷和父亲经常描述的西泠印社，看到这些小山，亭子感觉非常亲切，像回到家一样。工作后，我也经常来杭州，喜欢在印社的四照阁、观乐楼坐坐，总希望有一天能成为印社的一员。”

    他回忆说，解放后，特别是1957年以后，政府对文化事业相当重视。虽然他们已定居上海，但和西泠印社的联系从没有间断。只要西泠印社事业发展需要，他们一定尽力而为。祖父吴东迈当时捐赠了许多吴昌硕的作品、文房四宝等用品给浙江省博物馆、西泠印社等。吴东迈还继承家学，对印学研究颇有心得，出版了《中国金石学研究》、《石鼓文研究》等印学专著。父亲吴东邺，是上海文史馆的馆员。由于从小耳濡目染，也擅长金石书画。文革以后，吴东邺花了一年半的时间，追回了被抄走的吴昌硕十二方田黄印，并把这些印捐给了西泠印社。他自己在日本留学时，也积极弘扬印学，陪同过许多日本团体拜访过西泠印社。

    事实上，像吴家这样心向印社的社员还有许多。为了充实西泠印社和中国印学博物馆的藏品，社员们有的捐出了家传珍品，有的捐出了毕生收藏，如张鲁庵，将毕生收集所得的极为珍贵的433部古印谱与1525方古印章全部捐给印社。前不久，印社在北京举办了百年华诞特展。海内外人士无不为藏品之精美而惊叹不已。这些精品有许多都是社员无偿捐赠的。

    产业化    百年发出的新枝

    西泠印社之所以能成为百年名社，和历代社员独到的艺术成就分不开。但是，无可否认，解放后，党和政府对这家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名社的关怀，使印社由一家纯民间的学术团体，转化为政府引导的学术团体，为它的进一步生存发展提供了体制的保证，印社出版社、书画社等五大产业实体发展起来。

    然而，在以往体制下发展起来的西泠印社的几大产业，由于主体不明，在市场经济的新环境下走入了困境。各种负面消息不断传来。特别是九十年代后期，西泠印社更像一个老人，垂垂老矣。

    王玉明，这位2002年上任的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主任，在印社内部仍旧被习惯性地称之为“王部长”，因为西泠印社社委会在去年被正式定位为“杭州市委直属的正局级事业单位”，而他是以杭州市委宣传部常务副部长的身份兼任这一职务的。耐人寻味的是他的另一身份是“杭州市文化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这就使西泠印社在百年社庆之时的改革，更显得意义重大。据悉，始于2002年的西泠印社改革，正是浙江省文化体制改革的试点单位。

    王玉明在接受媒体采访时就表示：“西泠印社的事业包括两块，一是社团，是灵魂，是根本；二是文化产业，是社团活动的物质支撑。要把西泠印社原有的积弱已久的产业建成一个股份制的现代文化企业。改革的一大关键便是资产整合，实行公司化改造，让社团、产业、管理机构各自成为独立法人。利用印社的品牌优势，吸收社会资金，使之逐步发展成为股份制现代文化企业。”

    走进杭州市政府综合楼的五楼——西泠印社社委会所在地。我们发现一切都是崭新的。“是的，我们今年9月份才刚刚装修好！”社委会副主任钱伯皓说。这位从跨出校门开始，一直与“清醒的数字与现实”——经济工作打交道的人，没想到会与百年西泠结缘。

    今年1月份他接到了市里对他的任命。实打实地干了10个月，他从一个经济学人的角度，谈了对百年西泠生存之道最大的体会：“没有实业的支持,印社可能也难以发展壮大。学术的发展需要投入。”

    10个月，社委会干得最重要的活就是把原来“五位一体”的西泠印社变成了“1+5”的发展框架。

    “1”是指成立于去年的西泠印社社务委员会，它的主要职能体现在4个方面：一是西泠印社社团的协调服务机构；二是西泠印社文物的保护责任单位；三是所属印博、出版社等事业单位的主管部门；四是所属经营性国有资产的授权经营单位。“5”是指社委会重点培育的5个发展主体：中国印学博物馆、西泠印社出版社、西泠印社文化艺术发展有限公司、西泠印社产业发展有限公司、杭州书画社有限公司。这几个主体中，既有公益性的文化事业单位，也有引入民间资本的股份公司，更有按照现代产权制度要求建立起来的现代企业。

    钱伯皓在向记者描绘这些发展主体的前景时，踌躇满志地说，文化产业的前景相当广阔。现在，大的改革框架已经确立。这些发展实体将围绕西泠印社这个品牌，涉及出版、书画、鉴赏、文化礼品等一系列相关产业，发挥西泠印社这块金字招牌的真正含金量。他很有信心地说：“先人留下的宝贵财富不能在我们手里褪色。当然，产业所有发展的最终指向都是服务好社团！我们对员工的口号是：与西泠在新百年中一起成长！”

    王玉明则特别强调了产业与社团的关系。他表示，社团的学术发展将会从产业化的发展中得到更多的支持。弘扬发展传统民族文化始终是社团的使命所在。

    发展、创新、成长，一个社团的新百年又将在这样的基调中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