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追薪热线”,像冬天里的一把火;我们的“追薪热线”,每天都接到数十个投诉电话。
通过多次的采访调查,记者发现投诉者大多来自于建筑、服务及生产行业。其中建筑行业投诉高居榜首,服务行业次之,而大多数欠薪的受害者由于文化程度低、法律意识淡薄以及在投诉过程中波折重重等原因,导致催讨工资无果,他们都热切地期盼着一条“明路”。
欠薪逼得她想一死了之
“有时真想从24楼跳下去算了!”家住德胜路的丁大姐将近3个月没睡上安稳觉了,比起3个月前,45岁的丁大姐头发又花白了许多,人也更消瘦了。“一闭上眼睛,就看见公司小姐妹声泪俱下求我的样子,可我也是受害者啊,我的日子也过不下去啊。”一说起“欠薪”的事情,平时一向坚强的丁大姐湿润了眼眶。
“丁大姐,你是头,给我们要要工资去吧,我们还有孩子啊。”
“丁大姐,我连看病的钱也没有啊,你行行好,帮帮忙先付我一点行吗?”
“姓丁的,三番两次向经理要我们的工资都要不来,一定是和上头串通了!”
自从今年8月份丁大姐就职家政业务主管的“金信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垮台以后,丁大姐手下的10多个钟点工就“揪”住了她。还有人上门大闹:“你狠啊,串通了老板欠我们钟点工的工钱,你没良心,把钱给我,你把钱还给我!”
“我私人已经给了他们4000多块钱了,钟点工也苦啊,很多都是外来打工的,每天花两个钟头骑车到客人家擦玻璃,就为一个月500来块钱养家糊口。可我的苦,谁知道?”
4年前,做了26年工人的丁大姐和丈夫双双下岗,生活陷入困境,但是这对倔强的夫妇却执意没有申请失业救济,“我们都上山下乡过,吃得起苦,有手有脚,怎么好意思与那些残疾人去争救济呢?”丁大姐做起了钟点工,她丈夫则在小区菜场里当保管员,两个人的工资加起来不到1000元。
今年5月,有家政经验的丁大姐得到了“金信商务咨询服务有限公司”家政业务主管的工作。再就业的机会比金子还贵重,她几乎把所有的热情都投入到工作当中去了。然而整整3个月,公司对她1000元/月的工资承诺不仅没有兑现,反而人去楼空。留给她的,是不明真相的愤怒员工。
“在公司经理戈蔬军逃跑之前,我为了大家的工资跑了好多职能部门,可劳动局让我去仲裁委员会,仲裁委员会让我去派出所,派出所让我去信访办,信访办又让我去法院,最后法院还是让我回劳动局,辗转了几个来回,没有一个部门愿意受理我的投诉,眼睁睁看着经理跑掉……”说着说着,丁大姐又哽咽了。“有时真的想一死了之啊,谁来管我们的事情,谁能给我们指条明路啊!”
现在的丁大姐,靠给人钩鞋面、纳鞋底赚点生活费,连一件20元钱的衣服也舍不得买,“能吃得上饭就不错了。”她喃喃地说着,眼里又噙满了泪花。
高明相捧着法律书回来
本报11月20日所登《老板,干了活就得给我钱》一文中的主人公高明相又回来了,憔悴依然。
他告诉记者,他向嘉兴市劳动仲裁委员会提交的仲裁申请,由于诉讼时效已过,不被受理。“你们报社记者能不能帮我求仲裁委员会网开一面,就我的特殊情况,给我一次仲裁的机会?当初没过诉讼时效的时候,我不懂法,没钱没住处,好不容易我生计上缓过劲来,买了法律知识书,学了一点法,想给自己讨个公道,却不料诉讼时效已过,我真是心有不甘哪!”
自从嘉兴工地上的包工头朱某拖欠了高明相1000多元血汗钱后,他硬是靠着他惟一的财产——三轮车,苦苦支撑着自己的生活。“从工程队出来的时候,身上没有一分钱,饿着流浪了好几天,晚上就窝在三轮车上睡觉。当地捡破烂的人看不过去,带着我同去捡破烂,我才又找到了一条生路。”
依靠捡破烂,高明相一个月只能赚上四五百块温饱钱,两个月后,高明相开始攒钱,然而他吃的依然是咸菜加馍,穿的永远是那件灰土西装。“我把钱都花在买法律书上了。”他说。这次除了《劳动法》,高明相还掏出了厚厚一本《劳动保障法律法规大全》,这是他靠捡破烂“捡”来的第二本法律书。
记者看了看该书的定价,40元,相当于高明相捡3天废品挣的钱。信手翻开,发现这个只有小学文化的山东汉子在字里行间划满了杠杠。过去连“劳动合同”都不知为何物的高明相,居然在11月15日向嘉兴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劳动仲裁。“申请劳动仲裁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钱,更是为了让仲裁部门去惩罚那些没良心的老板啊!书上我都认真看过了,恶意拖欠工资的单位是要受到惩罚的,他们仗着我们不懂法,不给我们签合同,坑了我们多少兄弟姐妹的血汗钱哪!”
看着高明相期盼的表情,虽然记者明白“法不容情”,但还是为他拨通了嘉兴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的电话,电话那端的回答十分明确:诉讼时效已过,没有仲裁的希望。听了这个结果,高明相的眼睛瞬时黯淡了,“唉!”他深深地叹了口气,瘫在椅子上。“要是当时有人能给我指条明路,就是再苦,我也要先把老板告了呀……唉!”
永远批不准的辞职报告
曾在临安某集团准备车间做机器保养工的临安小伙子盛建军悄悄地告诉记者,厂方和员工的合同3年期满以后,厂里从来不批复员工的辞职报告。“这样厂里就可以推说是员工自己走掉,扣下当月工资和押金,继而招收下一批工人,以同样的方式对待他们。”
今年2月14日,盛建军为了进厂,代价不小:工资两月一发,首先得交300元押金,200元服装费,另收报名费10元,上岗证工本费10元,上岗证押金20元。
这笔钱差不多相当于一个月的工资,都是盛建军向朋友借的,“厂里说那押金其实是‘技术培训费’,可是哪里有什么技术培训?进厂就上工了!”
进厂难,要在厂里“混个好”更难。森严的厂规,动辄就把工资奖金扣成泡影。盛建军发现这个“保养工”当得真是“窝囊”。“我的工资是一个月600元,厂里每次抽查机器总要扣我200多元,可奖金却是个位数,厂里许多员工的遭遇都和我一样。今年七八月份,保养车间热得像蒸笼,我们热得晕头转向,大家纷纷向上头打报告,单位理也不理。”
能在厂里“熬”上3年的工人少之又少,许多工人因为受不了厂方的无理克扣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辞了工,而公司理所当然地扣发了工资和押金。
9月份,盛建军因为不堪忍受厂里的“魔鬼条例”,辞了工,没有得到一分血汗钱。为了谋生,盛建军甚至没有多余的时间上门催讨或投诉。听说杭州有保安培训,盛建军萌生了报名的念头,但是一听保安培训也需要缴纳押金,他犹豫了:上次交的押金还是向朋友借的,现在血本无归,那么这回呢?
“我真的被他们坑怕了呀!我恨那些没有良心的老板!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