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的话：联合国艾滋病中国专题组主席泰丽雅女士说，中国正处在艾滋病灾难的边缘。根据新华社发布的消息，全国实际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已达100万，也就是说，每1300个中国人中就有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专家预测，如果干预措施不力，2010年全国感染艾滋病病毒人数将可能多至1200万人，至少也将达到220万人。在我们身边，艾滋病感染者（病人）的身影也不断出现：11月24日，杭州警方首次刑拘了13名街头流窜作案的艾滋病感染者嫌犯；昨日，杭州市性病门诊部发布消息，年轻力壮的外地民工已经成为性病高危人群，这些处于性压抑状态的人群极易诱发性病和艾滋病；同样在昨天，杭州发布了一孕妇检出艾滋病病毒的消息，这是杭州继去年发现一例之后的第二例孕妇感染者。

浙江省艾滋病感染者的数字几年内正在不停地改写：从1985年发现第1例，到2002年11月30日，专家估计全省实际感染艾滋病人数已有约7500人。再过几天到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今年最新发布的数字必将再度攀升。

去年召开的全国第四届性病艾滋病宣传教育研讨会上，就有专家严肃警告，困扰非洲等艾滋病高流行国家的艾滋病孤儿问题将很快出现在中国。专家测算，在艾滋病低流行的情况下，到2010年，我国将产生13.8万艾滋病孤儿；在中度流行情况下，到2010年将产生20万艾滋病孤儿；而在高流行情况下，2010年将产生26万艾滋病孤儿。

11月26日，浙江艾滋病公益服务机构———“关爱家园”负责人、浙江省性保健门诊部主任、中国性学会会员时代强副主任医师赶赴浙西，看望“关爱家园”的两名女会员（艾滋病感染者）和她们的三个孩子。其中一名感染者已经发病，并出现了全身衰竭的症状。病人一旦去世，她刚上小学一年级的女儿小飞可能就是浙江省第一个艾滋孤儿。

未来命运小飞不知

11月26日中午11点20分，中午放学的小飞（为保护隐私权，化名）本该5分钟前就到家了，因为很少有小伙伴一起玩，她很少在路上耽搁。56岁的爷爷有点着急，又怕特地从省城来的时主任等得太久，索性沿路去找。又过了三五分钟，一个穿着红衣红裤的小身影拉着爷爷的手，出现在村里的小路上，爷爷抱歉地解释，孩子在路边看人家干活入神了，忘了回家。

看着小飞怯生生地迈进家门，时主任和同行的当地疾控人员一时不知道该说什么，这个刚刚才8岁的女孩对自己未来的命运还并不十分清楚。此时，小飞30岁的母亲因为艾滋病发作，正躺在离家40分钟车程的县人民医院里，情况很不乐观；而去年的这个时候，小飞的父亲刚刚去世，同样因为是艾滋病。

探望者惊叫一声

母亲侧躺在病床上，脸朝着墙，按在额头上的手让人看不清她的神态。但是深陷的脸颊、嶙峋的手臂，远远地看着就让人触目惊心；医生撩起被子一角，母亲小腿上的皮肤皱得像枯树皮，同行的有人忍不住惊叫出来，母亲依然保持原来的姿势一动不动。主治医生说，病人8月份发病入院的时候已经高烧昏迷。因为用不起进口的抗病毒药，只能用国产的，但是副作用很大，头痛得在床上打滚。前两天还出现了大小便失禁和痴呆的症状，病情发展得相当快。

母亲手上戴着玉镯，那是丈夫送的。小飞的父亲原来一个人在云南做玉器生意，也就是在那里有过性乱行为，前年在家乡查出感染了艾滋病毒。紧接着，小飞的母亲也被确诊感染，小飞和爷爷奶奶经检测无碍。去年5月，小飞的爸爸艾滋病并发卡波氏肉瘤不治身亡，从发病到死亡仅仅7个月。

小飞没玩具

空荡荡的堂屋里，斜放着一辆没有坐凳的儿童自行车，靠在一辆老式28寸自行车旁，这是小飞家能见到的惟一一件玩具，小飞有时还会半蹲着玩上一阵。

现在的小飞长高了，但是瘦了，脸色也不好。时主任去年就来看过小飞一家，当时母亲还没有发病，但是淋巴结已经有肿大迹象。他拿出了一个电子万年历作为送给小飞的礼物，可小飞还是小心地躲在爷爷怀里，不敢伸手去接，眼睛却一直盯着时主任手上的那个新鲜玩意。时主任耐心地把闹钟调到早上6点，并把它放在桌上。小飞的脸上开始有些笑意，还小声跟爷爷谈了几句。时主任一行告辞时，小飞没有和爷爷一起把客人送出去，而是在门口挥了挥手，见大家都走了，就立刻奔回桌边摆弄起她的第二件玩具。

没人肯和小飞玩

今年9月，小飞开始在村里的小学读一年级。父母得艾滋病的消息，在这个1600多人的村子里早就传得沸沸扬扬，连小飞那些似懂非懂的孩子也受了影响。小飞坐在教室最后一排，没人愿意跟她同桌，连一年级的小孩都会指着她的鼻子说：“你有病的，离我远

一点。”但最令小飞难受的，还是好多次她兴冲冲地想和大家一起做游戏，却总是被赶出来。“她回来拉着我的衣角哭，说没有人愿意跟她一起玩，我那个心酸啊，我这个孙女最可怜了。”54岁的奶奶红着眼睛，大颗大颗的眼泪一串串地往下掉。

不过，当着时主任的面，小飞并不愿意承认她没有一起玩的小伙伴。她轻声申辩：“别的班的小朋友有些不知道我家的事情，有时还会跟我一起玩的。”

爷爷没有精力了

学校的期中考试刚刚结束。时主任关心地问小飞考得怎么样，小飞的脸色有点尴尬，连着被追问了好几遍才用大家都听不懂的方言说了两个数字。爷爷讪讪地“翻译”说：“都是六七十分。”这样的成绩对一年级的小学生来说并不理想。爷爷摸着小飞的头，接着解释说：“爸爸没了，妈妈住院，奶奶一直留在医院里照顾她妈妈，家里就我一个人，没心思也没精力去管她。”

堂屋里，还贴着一张泛黄的奖状，那是小飞2000年在幼儿园被评为好孩子时得的。当时爸爸还在云南开玉器店，妈妈和爷爷奶奶在家身体都很好。

艾滋家庭村人远避

时主任说，艾滋病从感染期到发病一般是5-7年，最快的两年，如果保养得较好最长可以延长到10年。而从发病到死亡的时间就不好说了，如果没有足够的经济实力支持，用不起好的抗病毒药物，病情进展就很快。小飞的妈妈就是这样，一直以来营养不好体质差，每年4万元的进口抗病毒药物对她来说更是天方夜谭，现在已经出现了衰竭的症状，还能支撑多久不得而知。

一旦母亲去世，小飞只有和爷爷奶奶相依为命。自从父母查出有病，家里就断了经济来源。奶奶原来在学校食堂烧饭，现在也干不成了；爷爷弹棉花是一把好手，可再没有人来做他的生意。前一阵子，有个人拿来四斤棉花，要做几床被子，爷爷花了好多心思弹好，可那人听说了小飞家里的事，索性连棉花也不要了。

爷爷奶奶都已50多岁的年纪，他们能给小飞怎样的照顾，还能陪小飞走多远？小飞渐渐长大，等待她的将是不可逃避的孤儿的命运，她又该如何面对？小飞的未来，因为太多的未知数显得更加叵测。

送掉孩子是最大心愿

离小飞家不远的县城里，有两个和她同病相怜的孩子，13岁的哥哥小强和11岁的妹妹小米，他们36岁的母亲阿雪也是艾滋病感染者。惟一庆幸的是，阿雪的艾滋病还没有发作。

阿雪当驾驶员的丈夫嫖娼染上了艾滋病，去年7月去世。他留给阿雪的除了十几万元的债务，还有艾滋病毒。阿雪带着一对儿女和自己快70岁的母亲搬了好几次家，为的就是尽量不让孩子受旁人的白眼。儿子小强已经知道了母亲的病；至于小米知不知道，阿雪自己也不清楚，反正他们一家人从来不提这件事。

每次县里疾控中心的工作人员来随访，阿雪总要谨慎地把他们带到离家较远的角落里，一旦被人知道了她的“秘密”，就意味着又一次的搬家。可阿雪的生活总是不得安宁，因为有几分姿色，又没了老公，总有人想打她的主意。有一回，房东老头还半夜三更地来敲门。

目前阿雪最大的心愿就是能把两个孩子送人，给他们找个好人家。小强和小米并没有感染艾滋病，但对阿雪来说，艾滋病发作死亡是随时可能爆发的定时炸弹，她希望孩子们能有自己的未来，能和别的孩子一样健康成长。至于已经懂事的孩子能不能忘了自己所经历的家庭变故，阿雪已经顾不了那么多。

河南艾滋孤儿由政府补助

在河南，减免学费和照顾艾滋孤儿是省政府的承诺。在爱德慈善基金会等一些机构的帮助下，由政府为孤儿发放生活补助。在一个艾滋病发作死亡接近百人的村庄，当地政府办起了一个孤儿院，集中了几十个艾滋病人的遗孤。

北京爱知行教育研究所李丹建立的东珍艾滋孤儿救助项目，从2003年2月到8月已向24名河南艾滋孤儿资助了一学期的学费，共6233元，发放了3个月的生活费，共3000元。

2003年3月28日，中国预防性病艾滋病基金会发起的121联合行动计划启动，呼吁发动全社会力量，最大限度地利用现有的资源，救助那些生活贫困、缺医少药的艾滋病感染者和艾滋病人及其孤儿。该计划7月的主题，是为救助艾滋孤儿筹集救助的资金、社会和人力资源。

高耀洁，河南省郑州市77岁高龄的退休医生，从1996年开始，她自费进行“防艾宣传”。了解到艾滋孤儿的生活状态后，高医生将6名艾滋孤儿从河南送到山东曹县的6户健康家庭分散抚养。

艾滋孤儿有很强的仇恨

美国国际开发署负责全球卫生事务的助理署长安妮·彼得森说：“数不胜数的儿童生活在死神缠身的父母身边，并且照料他们。这个带来的社会影响超过了对孤儿本身的影响，也是前所未有的。独自长大的儿童将不会有正常的健康发育过程，他们将缺少食物、住所、教育、营养和医疗。”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执行主任贝米拉说，国际社会面对这一孤儿危机的策略，首先必须加强和支持家庭保护儿童的能力。她强调：“事实上绝大多数孤儿和弱势儿童都生活在他们直系亲属或亲戚家，所以对家庭的支持至关重要。这既包括对他们生存的直接支持，也有对他们的长远支持，既是经济的，也是社会心理的支持。”

贝米拉认为：“更重要的是尽全力使他们平等地在学校接受教育。政府要为弱势儿童制定适当的政策和提供必要的服务。还要创造一个整个社会支持艾滋儿童的环境。”

2001年6月，联合国艾滋病特别大会发表应对艾滋病问题的承诺宣言草案：到2005年，制定并开始执行国家政策和战略，强化家庭和社区能力，以便在支持性环境中由负责任的成人照料和保护孤儿，增加提供适当的咨询和心理帮助，确保受艾滋病影响的家庭的孤儿和其他儿童一样，平等地入学和获得社会保健服务。保护孤儿不受虐待、剥削和歧视。“孤儿教育基金是农村目前最需要的帮助。”香港智行基金会的杜聪在走访艾滋病村后认为，“许多孤儿心中有很强的仇恨，这种仇恨是很大的社会危机。只有我们去关心他们，保障他们的教育，才会使他们的心灵创伤得到弥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