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天前，张小姐来电：“每天上下班从庆春路与凤起路之间的中河高架桥下路过，总看见桥下有三五成群的乞丐住着，天气好就在树上晒衣服晾被子，晚上还用明火做饭呢。”

　　“他们是乞丐？还是外来务工者？”张小姐对他们的身份不能确定。其实，早在张小姐之前，住在中河东岸长庆街上的居民就已对西岸的露宿者习以为常。两类不同生活群体间的交流永远隔着这一条河。

　　我们是自食其力的劳动者

　　一个晴好的傍晚，中河高架下的树丛间晾满了陈旧灰浊的被褥，一大帮老老少少的露宿者三三两两聚在一起打牌、下棋，很是惬意。从几个打牌者那里知道，他们这帮人来自全国各地，男女老少都有。

　　自称老家在江苏的一位老者找出一张废报纸，指着说：“报上说我们全是‘外来乞讨人员’，可我很想告诉他们，我是自食其力的人！我老婆孩子都不在了，只有个19岁的孙女在老家念大学。我不想靠人救济，就出来找事做。可惜，老啦——没人要我干活口罗，只好卖卖纸板捡捡空瓶了。”

　　17岁的男孩林浩南（音）称自己是家里的“超生黑户”，吉林人。“我觉得在家里活得窝囊，就偷偷拿了600块钱，留了封信出来了。到了杭州才知道我是没身份证的黑户，没人会用，只能打打碎工，跟着别人收点破烂。”牌局周围还有几个未成年的小孩，不论记者如何询问，总是一言不发。

　　不需要城里人的关心

　　“什么？去救助站？笑话！”面对记者的建议，边下棋边畅饮二锅头的邋遢中年人一脸不屑，“我现在卖废品一天能赚20多块钱，我干啥要去救助站！”

　　“我们很感谢孙志刚，”一旁的谢顶男子也半醉放言，“要不现在的自由怎么来。哼！遣送站我去了10多回了，有什么好，还是现在的日子过得有滋有味。”

　　当记者解释遣送站与救助站有本质的区别时，3名下棋的男子不以为然。“呵呵，我们捡破烂的没名没姓也没钱，城里人总以为我们这样过日子又苦又累，不过你们放心，我们现在的日子好得很。”“也有散步的居民叫我们去找份好端端的工作，或者去救助站。我知道城里人看不起我们，厌憎我们在这里过日子。哈哈，多谢关心，不过，实在不敢当！”言罢，三人继续畅饮二锅头。

　　居民不排斥也不贴近

　　“这些人，说说都是捡垃圾的，谁保证能不偷不骗。”

　　“他们也挺可怜，有些女人七老八十，还露天住着，冬天下雪都在。要是家里好，谁愿意这样？一定是没活做，家里又回不去。”

　　尽管议论莫衷一是，但事实上庆春路与凤起路之间的中河西岸的确已成大家不再涉足的禁区。长庆街居民的活动范围仅限中河东岸，晚饭后散步时，隔着一条河看对岸炊烟袅袅，就知道又是那帮流浪汉在生火煮饭了。

　　“听到没有，不许去对岸招惹他们。”王女士吓唬6岁的的儿子，“他们专门拐小孩子的。”遛狗的萧女士从不让她的狗儿跑入“禁区”：“我怕一个没看牢，狗儿被他们抱去杀了卖了！”

　　行政执法局只能劝说

　　记者向下城区行政执法局咨询流浪人员的管理措施。一位白姓工作人员表示：针对此类人员只能进行劝说，在“自觉自愿”前提下将他们送至救助站。“但只有病残者自愿接受救助，目前市民对流浪人员的投诉主要是影响市容市貌，尽管流浪人员不存在必然的危害性，市民仍表示缺乏安全感。”

　　流浪人员在客观上带来的是中河高架下绿化带的环境问题，而在主观上，他们的行踪不定，无形中让对岸的市民费解不安。我们的城市如何看待、如何安置、又该如何吸纳这些彷徨在城市边缘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