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周的一个夜晚。从杭州绍兴路一路下去，过登云路，有一个小小的路口，叫杭印路。沿这条不足4米宽的路向前走，越行越窄，便到了一个名叫渔家浜的小村。村里有不少出租房，敲开简陋的房门，记者认识了沈桂芝和她的丈夫阿军，还有一道出来打工的陕西老乡。穿过楼房的过道，后院是一排低矮的平房，有五六间。中间一间，就是沈桂芝的“家”。5平方米左右的房间里，一张1.2米宽的木床已经占去大半个空间，一张小小的旧沙发，同样小小的桌子及两张小板凳一放，这个家剩余的空间，只能容两个人面对面站着。沈桂芝的“邻居”，也大抵如此。听说来了记者，左邻右舍，但凡在家的，都挤进了小小的屋子，就像当年在陕西汉阴县老家的那个小村里，谁家来一个客人，全村人都会上门来凑热闹。说起在杭州看病的故事，5户人家都异口同声说了3个字：“怕生病”。在工地上，只要人不死，就算没事儿。如果真的生了大病重病，他们一般都选择回乡，小病则能挺就挺过去，基本与大医院绝缘，小药店小诊所是常去的。

　　发烧两天，花去一个月工钱

    30多岁的沈桂芝是一位家政钟点女工。1996年随丈夫到杭州打工。

　　到杭州这么久，小病生过不少，医院却很少去，碰上感冒，两夫妻都会习惯到药店里买点药，自行解决。“我身体可好了，不过，我老婆住院过！”阿军突然“检举”。

　　去年4月，沈桂芝突然发烧，连续烧了两天，吃啥药都不管用，阿军心疼老婆，赶紧把她送到附近的医院。“住院两天，花了480元，人好了，可说实话，心里还是肉痛钱的。”阿军老老实实地说。

　　沈桂芝的工作是按小时计算的，每小时3.5元，她每个月一般要干200小时。这意味着，她基本上每天要跑4户人家，无论这些人家住得有多远。“为了省钱，我们都是骑自行车。我干活的人家最远的在采荷，有时候光路上就得花1个多小时。”

　　沈桂芝的丈夫阿军，是做泥水工的。“没技术，只能卖力气。”他说。阿军的工资是按天算的，每天35元，如果没有停电、停水、大风、下雨，收入也还不错。但最近，杭州水电紧张，老天也不作美，天气反复不定，阿军一个月最多能干25天，最少时，一个月只能干上17天。

　　夫妻俩每个月的工资，刨去140元的房租和水电费，600元的饭钱，还有远在家乡的女儿每月200元的生活费，已经所剩不多。480元，意味着他们大半个月的工资。“我们就怕生病。一生病，就不能干活，一天不干活就一天没工钱，生一次病，一个月活白干不说，还要倒贴。”沈桂芝的笑容里带有点苦涩。
    
　　不敢再让自己感冒

    徐建兵是做油漆工的，早年，装修游击队盛行的时候，徐建兵赚了点钱，现在，因为装修正规化，他揽不到生活，只得选择被“收编”。每天50元的收入。

　　“有活的时候，一个月两三千元也不成问题，不过没活儿的时候，就只有1千多的工资了。现在除了希望有活儿干，我还有个希望：千万别感冒！”

　　几年前，徐建兵刚接下一个活儿就开始感冒，没过几天，又开始发烧，为了赶工期，他一直拖着没看病。活儿是赶出来了，人却垮了，上医院一检查，是肺炎，住院花了1000多元才好。

　　自那以后，每次感冒，徐建兵都会出现呼吸道炎症，普通的感冒药对他根本不起作用，只能上医院。“可你说，老上医院上得起吗？检查一下就得几十块钱；挂瓶盐水，加点头孢，加上注射费，就得93元；再说，连挂号费都得3元5元。我现在啊，连感冒都看不起咯！”

　　徐建兵喝了点儿酒，脸红红地告诉记者：“我今年的计划是，再也不感冒了，要尽一切努力，预防感冒！”
    
　　城里卖药为啥不能拆零卖

    老徐算是村里到杭州打工的人里最年长的一位了。他从贴身口袋里掏出了一个小本子，“今年2月17日到25日，我休息了整整一星期，因为做生活时，被钢管砸伤了脚，右脚的大拇指肿得很高。受伤以后，老板马上给我买了云南白药，我想，在家敷几天药就没事了。”

　　在家休息的这个星期，因为药用完了，也因为老板答应为他报销药钱，老徐给自己又买了云南白药、红花油等药物，花了60多元。可重新开工时，老板却再也没说起过这事儿。

　　“我这脚趾，现在还疼，有时候还流血。可我不敢再花钱了。万一老板不肯报销，还得我自己掏腰包，不上算的！”老徐脱了袜子，他的大脚趾至今还血迹斑斑，记者建议他去检查一下有没有骨裂，他一声不吭。

　　过了一会儿，老徐告诉记者，他曾经住院过，对医院的收费很清楚。“我脚伤着的时候，房东老师傅建议我去医院检查。可我想，受伤本来就得休息，还去花180元拍个片子，多不合算。”

　　去年，老徐在余杭一个工地上干活，因为工棚倒塌砸在脊柱上，他住了差不多一年的医院，动了两次大手术，到现在，背上还有一道近20厘米长的伤疤。虽然老板承担了所有的手术和治疗费用，并每个月给他300元的生活费，但比起有活儿干的时候，老徐的收入还是减了不少。去医院，在他看来是赔钱的“买卖”。

　　老徐说，他在杭州有两件事一直想不通：

　　第一，同样的药，咋医院和药店的价格差了一半？去年我住院的时候，有种药太贵，老乡指点我老婆，出了医院转个弯，走10分钟就有药店，那里能买到一模一样的药，价格要便宜一半。

　　第二，为啥杭州的药店不肯论片卖药？“在老家，大家生病就认那么几种药，每次不舒服，花个1元5角买上一两片，吃下去就好了；我们出来打工的，身体个个不错，有个小毛病，却得买上一大盒药，一次吃不完，就得看着药在那里坏掉，可惜啊……”
    
　　记者札记：震撼与隐痛

    我承认，上周在城市边缘采访外来民工看病的经历，是我有限的采访经历中最刻骨铭心的一次。一次次让自己冷静，不争气的眼泪却一次次流得一塌糊涂。

　　起初是寻找主角的困难。为了接近他们，我们在工棚及街头的小摊上寻找，有次为了和他们搭上话，一个小时吃了两顿拌面！也曾托熟人找包工头，但无一例外碰到憨厚的外乡人将信将疑、警觉沉默的眼神：你们真的想帮我们吗？如果我们说真话，打工的老板不要我们做了，不给我们结算工钱，怎么办？你们要拍照片的话，不要登我们的头像好不好？我们怕……

　　接着是深入了解后的震撼。重度烧伤的李瑞英、黄光素、游时芳欠下医疗费30万元，钟点工沈桂芝发烧两天，用去了一个月工钱，徐建兵是做油漆工的，他看不懂城里看个肺炎就要上千……在写稿的时候，眼前一次次浮现他们病重的模样，他们无助的眼神，他们向往同城待遇的渴望。我会长久地陷于悲哀之中。回忆，是一种煎熬。然而，比起李瑞英们备受摧残的容颜和今后必须面对的困难，我的同情悲哀不过是沧海一粟。

　　但我想，在这种震撼与隐痛的情感浪涌中保持冷静，保持清醒的理性才能不为表象所阻滞。我不是悲观主义者，这种想像不到的悲苦场景不是为了一洒同情之泪，而是为了让我们都市主流读者———青年人、中年人、老年人都来关心农民、农业、农村问题，城市的血脉来自他们，城市要反哺农民。天堂杭州有他们的一席之地，包括工作、求学、看病、安家，因为他们把青春和血汗洒在这里，他们要求同城待遇的呼声又有何错？城市低保户政策能否也向外乡人倾斜？基本医疗救助体系能否为外来务工者设置得更人情化？体察民情，集中民智，虽然这会是一个相当复杂而艰难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