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

　　今年春天，我省外来劳动力市场出现两大反常现象：一是外来劳动力明显减少，出现企业招工难的“春荒”；二是在众多企业招不到工人的同时，大量外来劳动力找不到工作，出现工人“职业荒”。

    一边是企业急着招人，另一边是民工急着找工作，为什么同样着急的供需双方却无法一拍即合？表面上看，民工的离开是因为一些城市生活成本太高，民工无法承受，但事实上，更重要的是因为城市对民工取多予少，他们在城里已很难再待下去。当难留民工的个别现象演变成一个地方的社会现象，当“这个地方不好呆”的个体感受演变成群体心态时，不是城市淘汰民工，而是城市被民工所抛弃。
    
　　“打工环境”已近底限
    
　　不久前，来自安徽歙县农村的王桂赛在杭州自杀身亡。他留下的一个账本可以看出其窘困状况。账本记录了他从2003年1月15日至2004年1月15日的收支状况：2003年全年总收入6640元，总开支2430元，余存4000元。从账本记录上可以看出，王桂赛的收入极不稳定，收入最高的月份有950元，低的只有149元。他在杭州郊区以每月50元的价格租用了一间极为简陋的民房，每月的生活费基本维持在200元左右。

    在工友们的印象中，王桂赛性格内向，不爱说话，平时节衣缩食，就想多存点钱，以后回家盖房子娶媳妇。今年36岁的王桂赛曾经从媒婆那儿买回来一个河南女子，后来发现那名女子是有家庭有孩子的，便又把她送了回去。

    王桂赛的生存现状实际上是浙江数百万外来民工中部分窘困者的生活缩影。

    杭州市外来劳动力中心提供的2月1日至3月15日的《工种月薪排行榜》表明，在所列的133个工种中，最高月薪4000元（只有电子工程师一个岗位），最低月薪520元，月薪1000元及以下的工种多达84个，平均月薪940元。该中心副主任魏罡告诉记者，排行榜所列月薪是企业开出的价格，民工被录用后是否真的能拿到这个数，还很难说。

    据记者了解，由于杭州房价不断上涨，能为民工提供住宿的用工单位只有20%，许多民工还需要在外租房。他们的普遍心态是：收入少、花销大，有的还被拖欠工资，与其到年底两手空空，还不如找工作时就挑一份工资高的活。于是，在应聘岗位时不得不放弃许多待遇实在过低的工种。

    另一方面，虽然一些工种收入相对较高，但劳动条件却很糟糕。以杭州市目前用工缺口最大的裁剪缝纫工为例，2月需求人数7140人，而求职者只有560人。据有关人士透露，一名普通缝纫工人，虽然一个月也能拿到1000多元，但是她们时常加班加点，有时还得干通宵，所以一提起这个岗位，不少年轻女工就避之不及。

    劳动部门专家指出，面对人头攒动的求职大军，企业既没有加薪之意，也没有改善劳动条件的想法，这是造成企业和民工供求关系目前僵持的主要原因。

    来自江西的民工胡腮英告诉记者，7年前，她刚到杭州打工时的月薪是450元，7年里工资只涨了100元。按照杭州的消费水平，胡腮英和丈夫两人每年要花掉1.5万元，她说，工资收入与消费相比，就像拖拉机赶火车，怎么也追不上。

    一般来说，求职者都有利益比较的天然倾向。农民工选择进城就业，是因为进城打工虽然有可能收入不高、环境不好，但综合效益依然高于留在农村。但农民工一旦决定离开，则意味着这个城市的“打工环境”可能已经到了底限。
    
　　技术民工只“用”不“养”
    
　　在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的招工现场，来自江西的一对王姓兄弟告诉记者，他们今年元宵节后来杭，但至今仍没有找到工作，家里带来的600元钱已经花光，如果再过几天还找不到工作，他们只能回家。据悉，在绍兴等地，也有一些民工因找不到工作而无奈踏上归程。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在“五金之乡”永康市，优秀技工成了企业竞相追捧的“香饽饽”，有的技工年薪甚至涨到20万元。记者在调查中发现，尽管今年春节后返浙的民工有所减少，但劳动力市场总体上仍然维持着供过于求的状况。大量外来民工找不到工作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技术“门槛”。

    据浙江省劳动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虽然许多企业春节后计划招工人数比春节前的用工量有所增加，但岗位主要集中在纺织服装、机械电子、印刷包装、建筑施工和餐饮服务业。在用工企业中，70%的岗位需要熟练工人，71%的岗位要求达到初级工以上水平；93%的岗位要求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34%要求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

    目前，浙江省各地普遍出现了“有人无岗，有岗无人的局面。记者从杭州市外来劳动力服务中心了解到，杭州市2月用工缺口人数达17218人，有10个工种的用工需求量超过求职人数的1倍以上，有的甚至是10余倍。目前，温州市职业介绍中心登记的空缺岗位每天都维持在13000~20000个，虽然求职登记人数超过24000人，但每天介绍成功的人数却不足2000人。

    面对技工缺乏，许多企业一到“招工春荒”，他们便只能忙着去“抢”技术工人。在浙江湖州，当地的制衣企业主为了“抢”到缝纫女工，竟不辞辛苦，在长途车站守候过年回来的民工，有时竟出现了两三家企业拽着一个女工不放，另一家企业又抢走了女工行李的情况。

    浙江省就业管理服务局副局长曹建国说：“民工技能不足，劳务输出地政府有责任，劳务输入地政府和企业更有责任。”然而，面对“招工春荒”，许多企业存在重生产、轻人力储备，重使用、轻培训的思想倾向。与此同时，许多民工“赚了钱就走”的短期行为，也使得技术型民工出现短缺。在永康，一般民工在一家企业打工最长不会超过4年，往往是一批熟练工赚了钱便回乡去了；一批没有经验的民工又从家乡来到永康。久而久之，一个怪圈开始形成：技术工人越是少，就越是抢手；越是抢手，企业就越是不敢培训民工。许多企业主认为，与其把钱用来培训工人，还不如开高价吸引技术工人。

    浙江省政协副主席、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呼吁，政府要出台相关政策，规定所有企事业单位在销售额中必须有一定的比例为员工提供免费的专业技能培训和终生学习，同时规定各类员工每年接受培训的最少学时数，大中型企事业单位必须拥有对外开放的员工实习和培训设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