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夏季节，“缺工”一词为人们频频提及，特别是在经济发达的东部沿海地区。有报道说，珠三角制造业用工缺口在200万以上。短短几个月，企业招工从“春荒”走到“苦夏”，这一现象值得我们深思。

    “招工难”所承载的信息是丰富的。首先，这是农民工与企业主双方要求不断提高的表现。如今外来务工人员的流动日趋理性化，内地农民宁愿到工资不高、社会保障比较健全的地区，也不愿意到就业岗位虽多、但工作极不稳定的地区。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背景下，越来越多的企业也对农民工的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者，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和农产品价格上涨，激发了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当然，我们不能凭局部地区和行业出现的“招工难”，就简单地认为劳动力市场的供求关系出现逆转，更不能以“民工荒”一概而论。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地方产业的升级换代，提高了农民工的就业门槛。

    在某种意义上说，“招工难”也是社会的一种进步，既体现了民工自身的价值，更给了这一特殊群体提高素质一次难得的契机。民工素质的提升，意味着需要学会一门本领，拥有一技之长。从技术层面看，面对“招工难”，要求企业承担员工培训的责任，也提示劳动力输出与输入地政府，应像培训城市产业工人一样，担当起培训农民工基本就业技能的重任。农民工有了更高的技能，自然就有了一个好的“身价”。有例为证：在有“童装之都”之称的湖州织里，企业主为了留住日益紧缺的工人，不仅为节假日期间往返家乡的工人提供专车接送，甚至还有企业负责人专程赶到安徽、江西一家家看望自己的员工。类似的事例蕴含着对“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这一习惯性表述的时代新解。

    “招工难”引出的另一个话题，就是规范、优化城市的务工环境。务工环境包括农民工的工作环境、居住环境、卫生环境等等。良好的务工环境，折射出政府部门对待农民工的态度，体现出公民的文明程度，也展现出城市管理者以人为本、执政为民的认识水平。而随着以人为本的理念的深入，农民工也在不断地选择城市。事实上，受“招工难”冲击最大的正是那些设备简陋，工作环境高污染、高危险的行业。